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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慶全:挽孫長江老師
作者:徐慶全      時間:2020-07-01   來源:微信公眾號“八十年代”
 

  2020年6月19日下午3:22,孫長江老師去世了。

  我看到這個消息比較晚。20日凌晨兩點多,我看到首都師大的老朋友程廣云教授給我發來我的母校官網關于孫老師去世的消息;學校另一位年輕才俊梅劍華也給我發來信息。他并說:他第一次見孫老師是在我組織的飯局上。念及以往,不勝唏噓。

  凌晨三點多,我給史義軍電話,了解孫老師去世的情況。孫老師和老伴孫偉老師在燕郊的老年公寓住了快兩年了,他也不愿意我們去看他,有關他的情況我是通過義軍溝通,而義軍則來自于張顯揚的夫人張靚文老師。

  我跟義軍說:我們是否可以去趟燕郊跟孫老師告個別。義軍說:現在是疫情狀況,我們去不了;而且,孫老師的女兒滯留在美國,何時舉行告別儀式還得取決于這兩個因素。我說:那我們寫點東西吧。義軍說:目前心境下,也寫不出什么文章來。我聽了也有同感,就說:那就把你以前發表的一篇我先在我的公號“八十年代”發出來,你能寫的時候再修改。不能讓老人就這么寂寞吧。

  我也想寫,可是,坐在電腦前一上午也寫不出一個字。于是,我分別向杜導正老和吳江老的兒子吳家英兄通報了信息。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吳江和孫長江都在中央黨校,是上下級同事,在改革開放歷史上濃墨重彩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他們二人根據胡耀邦的指示密切配合。先是吳江安排孫長江寫作《實踐是檢驗整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孫老師寫作修改過程中,剛離開黨校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楊西光拿來一篇《實踐是檢驗整理的一切標準》一文,這是該報理論部王強華向南京大學胡福明約來的稿子。吳江要求孫長江把二者“捏在一起”,題目就用孫原來的。根據胡耀邦的安排,這篇文章先刊發在1978年5月10日《理論動態》第60期上,第二天,《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發。

  文章發表后,遭遇到“砍旗”的指責。在這場討論被壓制并有可能導致流產的情況下,吳江迎風而上,與孫長江合作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一文,得到羅瑞卿和胡耀邦的支持,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發表在《解放軍報》上。在關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歷史陳述中,人們對后一篇文章重視不夠。其實,正是這后一篇文章才把這場大討論的閘門完全打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才勃然興起。

  吳江在2012年去世了,他生前我幾次去拜訪、采訪過他。我的感覺是,不管是吳江還是孫長江,他們二人一直心心相念。吳江的夫人邱晴老與孫老師也相熟,吳家英兄更不用說了。

  邱晴老年事已高,她通過微信發來了一段語音,變成文字如下:

  孫長江同志是一位很有才華,很有思想的好同志;他在和我老伴兒吳江同志相處的過程中,是很好的合作者,也對我老伴兒有很大的支持。他特別是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寫作過程當中,他是貢獻最大的。在黨校的工作中,他對我老伴兒幫助也很大。驚聞他去世,我感到十分痛惜!因我身體不好,也不能去看望他的家人,希望接受我深切的悼念!

  在疫情期間,我相信對孫長江同志還會有更好的懷念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多了解他的思想和他的理論貢獻,能夠在未來加以發揚光大,并為更多后人所了解。

  孫長江同志安息!

  吳家英兄并發來一副挽聯:

  魏闕離群,半生煙雨;

  春潮夾岸,千古長江

  ——懷念孫長江同志!邱晴偕家人共挽

  邱晴老語音挽詞不夠,家英兄又特請擬挽聯,足見吳江和孫長江感情至深!

  杜導正本來與孫長江沒有個人交往,但1984年杜老任總編輯的《光明日報》的一次評獎活動,卻把這篇文章署名權歸給胡福明,也使杜與孫扯上了關系。此后20多年來,孫老師一直耿耿于懷。

  關于這場公案,我長話短說。

  1984年,為紀念建國35周年大慶,《光明日報》舉辦了一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優秀論文”評獎活動。按理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在1978年5月11日,在三中全會以前,本不在評獎之列,但《光明日報》把它納入序列,并頒發“特別獎”。這也沒有什么。但是,“有什么”或者說蹊蹺的是:第一,在1984年10月11日公布的獲獎名單中“特別獎”一項(首項):“《實踐是檢驗整理的唯一標準》(1978年5月11日 胡福明”,并在名單左下角加注說:“《實踐是檢驗整理的唯一標準》發表署名為本報特約評論員!边@等于首次公開說,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胡福明”。這種不顧歷史事實的作法,不但把主持其事的胡耀邦的功勞給拿掉了,也把吳江、孫長江和楊西光的功勞給抹殺了。第二,公開的消息抹殺了他們的功勞,但私底下還是有一點過意不去。名單公布第二天,孫長江接到《光明日報》的一封信和300元稿費,信中說,1000元獎金,700元給作者胡福明,300元“給參加修改的你們二位(即吳江和孫長江)”。第三,楊西光是前任總編輯,按照胡耀邦商量的意見主持了這篇文章的發表,他也無緣出席評獎會。但是,在該報見報的與會名單中卻赫然寫著楊西光。至于吳江和孫長江,當時該報的一名熟知情況的編輯就說,應該邀請他們二人來,但得到的回答是“來不及了”;這位編輯再要求:“來得及,我騎車送去請柬”,得到的答復是“你別管了”。

  吳江和孫長江當然不接受。孫長江代表吳江修書一封給“光明日報社 杜導正同志”,退回300元。楊西光呢,表達不滿的方式是,1984年11月12日,他寫出《關于<實踐是檢驗整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寫作的思想背景》一文送有關方面。

  不過,吳江的不接受,還不是所謂的作者之爭。他生前談到此事說:《光明日報》評獎之舉,可以說是一個笑話!秾嵺`是檢驗整理的唯一標準》是有組織的政論性文章,也是在歷史上起過重要歷史作用的文章。在我黨歷史上,有組織的政論性文章,不管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還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都是群策群力的結晶。有誰非要去爭這個作者呢?所以,《光明日報》搞評獎是個笑話;后來又扯上了“作者之謎”的爭論,也沒多大意思。歷史研究者應該分析這次評獎背后的東西。

  吳江是黨內“大秀才”,從《紅旗》雜志到中央黨校,都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部門,參與過多次這類組織性政論文章的起草,他對“作者之謎”的爭論不感興趣。因此,他和杜導正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系,為《炎黃春秋》寫下很多有分量、反響很大的重頭文章。

  再說孫長江!豆饷魅請蟆泛投艑д紱]有給孫長江回信。這事就成為杜導正和孫長江之間的“疙瘩”。我在離開首師大去向孫老師告別時,他給我講了這段公案,也把《光明日報》給他的信和他的復信給我看了。臨別他說:老杜以前比較“左”,但這份雜志辦的挺好的,主題鮮明?磥,他經受了那一年的洗禮,醒悟了。

  說實在的,我一直從事很古老的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學習和研究,對孫老師講的這場公案當時根本沒有認識。后來,當我轉到1980年代的思想史和文學史的研究領域后,才開始關注這段歷史。到2004年,王強華交給杜老一篇《真理標準作者之謎》的文章,杜老交給我編輯,我才認真地梳理這段歷史過程。我覺得,王強華的文章沒有道理,孫老師說得是事實,杜老欠孫老師一個道歉。

  為此,我才開始問杜老當年評獎會的情況。杜老說:我對《實踐是檢驗整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產生的過程不是很了解,評獎是當時的副總編輯分管理論的王強華同志具體操作的,當然是經過我同意的。那時,我對鄧小平有了某種崇拜心理,覺得胡喬木和鄧力群能夠比較好地貫徹鄧小平“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跟著他們倆跑了一段時間,這段時間,我老杜是“左”了,傷害了一些人。這包括孫長江、吳江等同志。

  杜老這個態度,我很高興。為此,我把王強華一萬三四千字的文章壓縮到三兩千字(王是杜的老部下,不發不好,只取我認為的事實部分)發表了。后來,王把文章交給《縱橫》雜志全文發表(該刊主編是我朋友許水濤,我們哥倆為此專門喝了一頓,聊了聊這段歷史)。王的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孫長江、沈寶祥的質疑,又有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作者之謎”的爭辯。杜老是我的領導,我也拜訪過王強華,又與孫長江這邊熟悉,不經意地也就身歷其中。關于這段過程,先按下不表,容下回分解。

  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10月3日,企業家張秋實先生召集一些思想文化界的老人座談,杜老和孫長江都參加。我一直想讓杜老給孫長江還上一個道歉。杜老晚年對歷史有深刻的反思,可謂大徹大悟,這一點,人們通過讀他盡心盡力操勞的那份雜志的風格就可以看出來。他也答應了。這次正好是機會。于是,我去接了孫老師并告知他。我知道孫老師福建人的脾氣,特意說:杜老這樣做,是他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您也別再扔您的倔脾氣了。

  座談會后的宴席上,我陪同杜老端著酒杯來到孫老師這一桌,兩位我所敬佩的老人終于握手舉杯。杜老對孫老師說了一番話,內容就是我前邊引用的杜老對我說的那段話。所不同的是,杜老是含著眼淚說這番話的?吹剿麄兌藫肀г谝黄,我眼圈也濕潤了。

  20日,我通過王彥君和明明兄向杜老轉達了孫老師去世的消息后,杜老寫下了挽詞:

  深切地緬懷孫長江老師:

  你的同志杜導正

  二〇二〇·六·二十 北京

  彥君兄告訴我,杜老說,他拿不動毛筆了,只能用簽字筆寫了。再看他的題詞,他既把孫老師視為“老師”又視為“同志”。老人家已經97歲了!我能理解他的深意!

謹以此文,哀悼孫長江老師!

202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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