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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80年代的國家體改委
作者:高尚全      時間:2020-07-01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
 

  1949年解放前夕,我考入上海的圣約翰大學,學習經濟學。因為新中國的建設需要,1952年提前畢業了。當時,國家正在進行大規模建設,東北是重點。我們學校不少人不愿意離開上海,我卻特別愿意離開上海,主要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因而,我被分配到東北工業部機械工業管理局。從1952年參加工作到1982年,我在機械工業系統整整干了30年,先是在東北工業部機械局、一機部研究室;后來去了農機部,農機部跟一機部合并后,我又回到了一機部。1980年2月,薄一波組建機械工業委員會,我到了國家機械委。這30年,我主要是在機械系統內部轉。因此,對計劃體制下機械工業的運行情況感觸太深了!

  一、國家體改委的成立背景

  1982年3月2日,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機構改革方案,建議撤銷國家機械委,成立國家體改委,由國務院總理兼主任。3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二十二次常委會通過決議,原則批準國務院提出的機構改革方案,決定同意設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同時,中央決定,由原國家機械委主任薄一波負責國家體改委的組建工作。這樣,我們機械委的一批人就跟著薄老到了國家體改委。

  新組建的國家體改委,主要由三部分人員構成:一部分是原國務院體改辦的人員,一部分是原國家機械委的人員,再有就是從國務院各部委抽調的人員。這里,我想講一下國務院體改辦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到成立國家體改委的歷史線索。

  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方面。1979年3月,在陳云、李先念的建議下,進行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成立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統籌調整工作。財經委員會的主任是陳云,副主任是李先念,姚依林是秘書長。6月,在姚依林的主持下,在全國組織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主要是為經濟改革和經濟調整提供決策參考。為此,在財經委員會下面成立了4個小組:第一組研究經濟體制問題,張勁夫、房維中負責;第二組研究經濟結構問題,馬洪、孫友余負責;第三組研究引進技術、設備和資金問題,汪道涵負責;第四組是經濟理論與方法研究組,于光遠負責?梢哉f,這里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是國家體改委最早的雛形。

  7月2日,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正式成立,張勁夫任組長,薛暮橋、房維中、廖季立、劉明夫任副組長。經過醞釀,大家商定:這次調查研究的重點,主要是在經濟管理體制上進行根本改革。但是,要先解決3年調整期間如何進行改革的問題。在工作步驟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7月,組織力量,討論醞釀,擬出調查研究提綱;8月,調查研究;9月,反復討論,提出小改的配套方案;11月提交全國計劃會議。第二階段:明年春節以前,集中力量,研究大的改革方案。

  1980年2月,中央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全會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政治局常委;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趙紫陽從四川省委書記任上調至中央。3月17日,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政經濟領導小組,趙紫陽任組長,負責經濟方面的工作;撤銷原國務院財經委員會。

  4月初,趙紫陽到北京主持中央財經小組的工作。4月25-26日,他召開中央財經小組會議,聽取原國務院財經委體制小組薛暮橋、劉明夫、廖季立匯報,討論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由于體制小組已經進行了近一年的調研工作,對經濟體制有了較深入的認識,趙紫陽對這個小組的工作很重視。他說:“體制小組將從事大改的工作,和指導現行的改革試點工作結合起來,負責起草文件,做仲裁機關!闭窃谶@一背景下,5月8日,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由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兼任。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領導下,體改辦負責制定改革的總體規劃,協調各方面的改革。新組建的國務院體改辦,人員主要來自原國務院財經委下設的體制改革研究小組。

  9月,在中央召開的省委第一書記會議上,國務院體改辦提交了我國第一份改革文件:《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開明宗義:“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體制!睆慕裉斓慕嵌瓤,這句話沒有什么特別的,但在當時計劃體制仍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敢于提出“多種經濟成分”和“商品經濟”的概念,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1981年6月,國務院體改辦提出了《關于調整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文件指出:調整時期經濟體制改革要緊緊圍繞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經濟結構合理化和提高經濟效益來進行!傲濉逼陂g的改革大體上分兩個階段,不同階段突出不同的重點:1981年至1983年,在鞏固、完善擴大企業自主權等已有改革的基礎上,抓好工業結構改組,逐個地組織供產銷結合的聯營,發展集體個體經濟,結合物價調整和稅制改革等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搞好流通體制的改革,并選擇一、兩個中等城市進行綜合改革的試點;1984年至1985年,在繼續完善上述改革的同時,擴大試點范圍和推行某些方面(例如勞動工資和物價管理等)的改革,并做好全面改革的各項準備工作。文件還強調:(調整)不是不要改革,許多改革還要積極進行,特別是方向對頭、行之有效的改革,決不能走回頭路。

  當時,我在國家機械委研究室工作。盡管我沒有直接參加國務院體改辦組織的活動,但在薄老和呂東同志的領導下,我們也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調研,積極推進機械行業的調整和改革。在這期間,針對當時國民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我寫了《大量進口設備嚴重打擊了我國機械工業》的文章,發表在國家機械委《機械工業動態》1980年第3號上。在這篇文章中,我講了四點意見:第一,成套設備進口猛增,影響了我國設備自給率。第二,汽車和耐用消費品的大量進口,沖擊了國內機械工業。第三,重復引進多頭對外,造成了嚴重的浪費。第四,利用外資,成本高、代價大。為此,我提出幾條措施:1.迅速頒發關于嚴格控制進口設備的通知,國家機械委已報送國務院的審批,希望國務院早日批下來,以嚴格限制設備進口。2.重新審查技術引進設備進口的項目。3.要打破部門界限,實行統一規劃,統一談判,統一對外,共同使用引進的技術。4.改進設備進口制度。重大項目應該由國內負責總體設計,重大設備要由國內制造部門擔任總交貨人,使國內掌握主動權。5.建議制定限制整機進口的海關法,提高整機的進口稅率,降低零部件進口稅率。6.對于記賬外匯順差,應力爭進口國內適銷對路、價格合理的商品,國內能生產的設備,建議不再進口,以保護民族工業。

  薄老看了我的報告,1981年1月8日批給耀邦、紫陽、萬里同志。薄老寫了一段很長的話,他說:“此件可一閱:(一)可以看出我國進口成套設備損害國家利益,造成困難的一般情況。(二)進口某些單機,特別像汽車、電子計算機、電視機等(這是我們最有希望發展的兩大拳頭產品,世界各先進工業國家也是瞄準這兩項)如何打擊了國內產品。(三)我們還不會使用國際貸款,例如用日本協力基金,利息低,還本期長,但規定50%以上要買日本貨(而這些貨我們工廠有過剩力量),結果是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后面提出幾條辦法正在報國務院批示中。機械工業委員會力爭在限制進口,擴大自己生產上,多做些工作! 1月13日,耀邦同志批示說:“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我贊成速即重新審查進口清單,凡能砍去的一律殺毋赦。譬如汽車,我主張從此斬盡殺絕。但要辦到這一點,誰能充當立刀橫馬的大將軍?!”

  1981年初,我還寫了一篇文章《跳出小生產的圈子才能搞好調整》,登在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677期上。我的基本看法是:第一,為了發展自行車等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從機械行業中劃出一部分廠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只走這步棋是不夠的。整個經濟結構要進行調整,要從生產資料出發的經濟結構轉到從消費品出發的經濟結構,只靠一個部門的努力是不能實現的。第二,把工業劃分為重工業和輕工業,本來不很科學,把機械工業作為重工業,把自行車作為輕工業,世界各國沒有這個分法。我提出,今后我們機械工業不僅要重視生產資料的生產,更是重視消費資料的生產。要走出一條花錢很少、經濟效益很高的新路子,關鍵在于打破部門和地區所有制的界線,跳出小生產的圈子,實行社會化、專業化大生產。通過調整和改革,要把全能性的組織結構改變為專業化的組織結構。3月38日,耀邦同志作了一個批示:“這個意見似乎有道理!眳螙|把這篇文章和耀邦的批示報給了薄老,呂東說:“尚全同志寫這篇文章以前跟我談過,我贊成他發表這個意見,并把耀邦同志批示送上!北±瞎軝C械工業,很重視這個事。

  還有一篇文章是《設備更新是一個重要戰略任務》,刊登在1981年11月22日新華社《動態清樣》上。我講了幾個觀點:一個是設備更新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我認為,設備更新是使國民經濟轉入良性循環的重要環節,設備更新可以為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積蓄力量,設備更新可以更好地利用我國的資源。第二個是怎么樣解決設備更新的資金問題。一是在提高設備利用率的基礎上,提高折舊率,縮短折舊年限;二是基本折舊基金應保證設備的更新,不得挪用;三是基本折舊基金的80%留給企業支配,用于設備更新改造。第三個是正確理解“修舊利廢”。對機械設備必須適時進行更新,不能無止境地“修舊利廢”。第四個是當務之急是抓好節能設備的更新。12月2日,薄老批示:“紫陽、萬里,依林,寶華同志閱示。這個問題機械委議論很久,現在由高尚全同志寫出建議,很可一讀。這個問題涉及面廣,主要是納入計劃問題。建議由依林同志牽頭(或者由上次會議指定以依林同志為召集人的小組)約集有關方面議一下,落實!焙髞,趙紫陽批了:“一些好的意見,可以吸收到正在起草的技術改造文件之中!比f里、姚依林都看了這篇文章。

  我講這段經歷,是想說明在國家體改委成立之前,國務院體改辦是指導全國改革的中樞機構;但不僅是國務院體改辦,全國各行各業都在探索如何在調整的背景下積極推進改革?梢哉f,人們已經認識到計劃體制的弊端和低效率,對傳統體制進行根本變革的態勢已經呼之欲出。

  二、參與改革的試點與協調工作

  在國家體改委籌備期間,也就是1982年3月30日下午,趙紫陽在辦公室召集薄一波、杜星垣、薛暮橋、馬洪、安志文、周太和等開會,研究成立國家體改委的有關問題。他說:國家體改委要組織各經濟研究機構、各經濟管理單位有經驗的干部來共同進行工作。體制改革歸根到底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計劃與市場,二是條條與塊塊,即管理經濟的部門原則和地區原則的關系問題。其他問題都可圍繞這兩個問題來研究。第一個問題更帶根本性,條條、塊塊問題實際上也和計劃與市場問題有聯系。所以,在我國,體制改革問題歸根結底是要搞好計劃與市場的問題。改革的總體設計也不一定是最終目標?梢允欠植襟E地改革,同時要考慮同步配套。根據今天的調查研究和對過去的經驗總結,搞出一個設想目標,也不一定是最終目標。同時,根據兩年改革的結果,提出明年需要改些什么。

  實際上,紫陽同志的這段講話,把國家體改委的工作重心和職能交代清楚了。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解決計劃與市場的問題。礙于當時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主流觀點,這里的潛臺詞是,要沖破傳統體制條條與塊塊的羈絆,重視發揮市場的作用。體改委的職能主要是,通過調查研究,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分階段提出改革的設想與規劃。

  4月27日,中央下發了國家體改委領導干部任職的通知:主任趙紫陽(兼),第一副主任薄一波,副主任杜星垣(兼)、周太和、安志文、童大林,顧問薛暮橋、馬洪(兼),秘書長周太和(兼),副秘書長廖季立、董峰。同時,以國務院體改辦的名義上報國務院,提出了體改委的機構設置:設立辦公室、理論研究組、總體規劃組、協調組、調查研究組,干部編制暫定100人。

  體改委剛組建的時候,各個部門都叫負責人。我在調研組,傅豐祥是我們調研組的負責人。1983年4月才有了正式職務,傅豐祥是調研室主任,我是副主任。當年11月,我接替了傅豐祥,任調研室主任。

  調研組,顧名思義,就是搞調查研究。

  在體改委成立之前的體改辦時期,曾經選取兩個中等城市搞經濟體制改革試點,一個湖北的沙市(現為荊州市沙市區) ,一個是江蘇的常州。體改委成立后,繼續推進試點城市的改革就成為我們的一項重要工作。當時,我去調研的城市是常州。

  1982-1983年,我們協助常州市政府制定改革的總體規劃,從經濟管理機構、計劃管理、市管縣、財政稅收、金融信貸、外貿、科技等方面進行改革試點。后來在全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普遍推行的做法,我們都率先在試點城市進行了實驗。像企業改革中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廠長負責制;商品流通改革中的打破三級批發體制,推動廠商直接見面;財政改革中的遞增包干,層層落實財政承包指標;金融改革中的專業銀行企業化經營,建立短期資金市場;住房制度改革中的補貼出售公有住房;機構改革中撤銷工業管理局,組建工業公司等等。試點城市猶如改革的前沿陣地,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每一步改革所面臨的體制性障礙,以及推進改革后帶來的可喜變化,這些都為體改委制定全國的改革文件提供了重要經驗。

  那個時候,體改委幾乎每年都要起草下一年度針對全國的改革指導性意見,提出改革的階段性目標。應該說,這些改革意見不是在辦公室拍腦袋制定的,是根據基層改革試點中的重要經驗有針對性提出的。為了保證文件制定的措施得以貫徹,我們還要征求相關部委的意見。這也是體改委的一個重要職能,即要進行綜合協調工作。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國家體改委建立了聯絡員會議的形式。伴隨著體改委的成立,在國務院各個部委下面相繼成立了負責改革的司局,這些司局領導就成為體改委聯絡員會議的主要成員。我們制定的改革文件,要拿到聯絡員會議上討論,征求他們的意見。在會上,如果某項改革措施觸及了某個部門利益,往往都會爭論得很激烈,我們要做大量的解釋和說服工作。直到文件討論通過后,才提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常務會議。因此,聯絡員會議是體改委進行綜合協調的一種重要的形式。

  三、參與經濟體制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4年,隨著國民經濟形勢的進一步好轉,經濟工作的中心逐步從調整轉向改革,改革的重點也逐步由農村轉向城市。黨中央、國務院針對改革的進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和指示,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步伐進一步加快,改革范圍進一步擴大,改革形勢醞釀著一次戰略性的整體突破。

  4月27日,中央通知體改委,讓我、楊啟先和顧家麒參加文件起草小組。4月30日,起草小組成員到玉泉山5號樓集中,召開了一次會議,對文件的起草進行研究和醞釀。5月10日,趙紫陽主持會議,討論文件的起草思路,由田紀云重點匯報。田紀云說:上次三中全會主要是撥亂反正,推動農村的改革;這次三中全會,要成為城市改革的起點。成立一個文件起草小組以半年為期,提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6月9日,胡耀邦主持會議,討論文件中加快改革的一些意見。由胡啟立重點匯報,胡啟立說:我們的想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打開了農村改革的新局面,十二屆三中全會能否在城市改革方面打開新局面,再用五年、七年或更長一點時間,使城市經濟改革有一個重大突破,這將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這個決定不是拿出一個完整的藍圖,而是既要總結過去改革行之有效的經驗,又要指明今后改革的方向、路子,同時給予必要的思想理論上的解釋。胡耀邦、萬里、田紀云也都先后發表意見。此后,中央又找了有關省市和部門領導進行了座談和討論。

  在起草《決定》第五稿的時候,7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最理想的方案是通過一個改革的文件。十一屆三中全會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這次三中全會能否搞一個改革文件?這個文件將對全黨起巨大的鼓舞作用。就搞這個文件,別的就不搞了!睍h決定,成立由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胡喬木、姚依林、田紀云組成的文件起草領導小組,進一步調整和充實了文件起草的力量。第五稿下發中央各個部門、各個省市自治區征求意見,各個部門和地方都認真進行了討論,并提出了修改意見。比如說,國家體改委提出,文件在講到過去的經濟模式時,必須明確它是限制商品經濟發展、排斥價值規律的。在講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時候,應當明確提出我們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在修改文件的過程中,爭論比較激烈的問題,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經濟?有人認為,不能提。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怎么提商品經濟呀?如果提商品經濟,不是搞資本主義了嗎?我認為,應當提商品經濟。我說,根據我的調查,哪個地方經濟搞得活,老百姓比較富裕,就是因為那個地方搞了商品經濟。廣東人愛吃魚,可是搞計劃經濟沒有魚吃了,因為價格管死了。后來,逐步放開價格,養魚的人有積極性了,市場上魚就多了,多了以后價格也下降了,老百姓就有魚吃了。所以,搞商品經濟沒有錯。原來有一句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應當加上一句“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然而,我的觀點在起草小組中通不過。我的力量不夠,因為反對者的官都比我大,我當時是以體改所所長的身份參加的。沒有辦法,我就跟童大林同志商量,我說:“這個問題有爭論,我希望以體改研究會的名義開一個研討會,討論商品經濟問題!卑仓疚、童大林同志很贊成。

  8月底,我們請了將近20人在西苑旅社開了一個研討會,包括董輔礽、蔣一葦等人都參加了。我先介紹了一下情況。我說:“對于要不要提商品經濟,現在有不同意見。這個問題要突破,希望大家討論一下!睍,大家的意見很一致,都是贊成的,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同時,我們還討論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這是十二大提出來的。為什么提出為主為輔問題,計劃經濟是制度和體制問題,市場調節是手段問題,這個提法不對稱,不應該這么提。

  9月7日,我把研討會的意見報上去了,并向中央提出對經濟體制改革幾個理論問題的看法。我的主要觀點是: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要求在理論上有一個關鍵性的突破,要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F在,明確提出這個問題的條件已經成熟了。趙紫陽批示:“請起草小組參考!彼终f:“馬洪同志也有這個意見”。我后來知道,在我提交這個意見之前,馬洪提交了《關于社會主義體制改革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的報告。提出:承認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方針的理論根據。并建議,把這一提法寫進即將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經濟體制改革決定中去。

  9月9日,趙紫陽給中央常委寫信,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中3個問題的意見:第一是計劃體制問題,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二是價格改革問題,國家定價的范圍逐步縮小,放開的比重逐步擴大;國家規定的價格,通過調整,逐步向市場價格靠攏。第三是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問題,近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政企分開,各級政府都要逐步簡政放權,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學會用經濟手段來進行宏觀控制。小平同志、陳云同志表示完全同意。所以,這封信起了關鍵作用。最后在《決定》中寫上了“商品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也就不提了。

  實際上,在經濟改革的決策過程中,始終存在計劃與市場的爭論。為什么呢?因為傳統觀念認為,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是資本主義。在國際上,這個問題也是個長期爭論的問題,我們中國更為突出。1984年,中央的改革《決定》把“商品經濟”的概念提出來,是采取一種迂回的辦法,為“商品經濟”正名。10月20日,就在《決定》通過的當天,小平同志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有這么一個評價!编囆∑秸f:“這次經濟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不容易通過,會被看做‘異端’,現在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新問題!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在黨的文件中寫上“商品經濟”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漸進的、逐步突破的!坝杏媱澋纳唐方洕,雖然是個新提法,但問題還沒有解決!稕Q定》同時還說,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不是對立的。計劃經濟的概念沒有解決!稕Q定》里面除了“有計劃”三個字的限制以外,還有勞動力不是商品,礦山等不是商品。這是胡喬木加上去的。當時,喬木正在天津,起草小組派我到天津征求他的意見,他提出要限制什么不是商品。同時,人們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解也不同,有人在“有計劃”上做文章,認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還是計劃經濟。而我們則認為,重點應當放在“商品經濟”上。商品經濟就是要有通過商品來交換,要等價交換,要遵守價格規律。所以,爭論并沒有停止。

  四、創建改革理論的研究隊伍

  1984年春,體改委醞釀成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當時的考慮是,鑒于在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始終存在分歧,體改委應該有自己的研究機構和研究隊伍,對改革中的理論問題做出回答。同時,還應該培養一批年輕人,準備將來接我們的班。一開始,趙紫陽不大同意在體改委下面辦研究所。他認為,全國有很多的研究機構,要研究什么問題,可以把他們找來開會,沒有必要再辦一個研究所。但是,體改委堅持。4月,經過體改委的努力,趙紫陽原則同意在體改委下面辦研究所,體改委黨組就讓我來抓這件事。

  當時,我們在海里(即中南海)工字樓辦公,調研組有李峻、李越果等一些人,我讓他們做一些具體的籌備工作,分配組的朱利有時也過來幫忙。在籌備的過程中,由于田紀云曾經說過,研究所不要在中南海辦公,李峻他們就搬到了中南海對面的養蜂夾道,在高干俱樂部游泳池的頂層辦公。那個時候,我正在玉泉山參加三中文件的起草工作,還有調研組的工作,平時不怎么過去,主要是李峻他們在那兒弄。

  大概是9月份,我讓李峻和李越果搞了一個組建研究所的方案。這個時候,陸續調進來一些人,像姜斯棟、趙榆江、劉力群、張維迎,開始時大概就這幾個人。調張維迎來,還有點兒波折。他當時是西北大學的研究生,我看到他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叫做《為錢正名》。我覺得,這個青年人有想法,就想把他調來。當時,西北大學正在批判他的“為錢正名”,說他為投機倒把正名。我派李峻到西北大學去了解一下情況,認為張維迎的觀點沒有什么問題,就把他調過來了。姜斯棟是北大研究生畢業過來的,趙榆江是從外交協會調來的;徐景安當時在體改委規劃組當處長,他是從委里調過來的。12月20日,體改委正式發了文件,宣布我當體改所所長,徐景安當副所長。這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就算正式成立了。

  1985年初,體改所成立以后,需要人嘛,因此還在繼續調人進來。像調刁新申來,就是我在海里跟她談的話。在這之前,鮑彤通過李湘魯找到陳一諮和王小強,和他們談了辦研究所的事情。這樣,陳一諮和王小強就帶著農村發展組一些人,像宋國青、白南風、楊冠三等到所里來了。同時,還有一些應屆畢業的研究生,像張少杰、齊永貴他們也都來了。人多了,養蜂夾道的辦公室擠不下了,體改所就搬到了陶然亭游泳池那個院。

  體改所成立不久,就組織了一次很大的活動,即1985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調查。這次大調查是從2月開始的,一直到11月才結束。先后動員有關部委、研究機構、大專院校共計21個單位,參加調查的專業人員和在校研究生、進修生、大學生近400人。這次大調查,經過討論方案、設計表格、試點調查、人員培訓、全面調查、分組匯報、數據處理與材料分析、撰寫報告等八個階段,搜集整理的數據達1400萬個,形成各類調查報告156篇,共計130余萬字。

  在這期間,5月份,我當了體改委的副主任。6月,陳一諮當了體改委委員。體改委黨組就正式下文,免去我體改所所長的職務,任命陳一諮為所長。盡管我卸任了所長的職務,但在體改委黨組分工中,仍然指派我分管體改所。體改所的重要活動,他們事先都要向我匯報,聽取我的意見。

  1986年5月,以體改所的名義,由我率團赴匈牙利、南斯拉夫進行考察?疾靾F的成員以中青年為主,除了體改所的人員外,還有當時中組部的副秘書長劉澤彭,國家體改委規劃組副組長鄭洪慶,北京市物價局的局長馬凱?疾斓闹攸c是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匈、南兩國面臨的矛盾、問題、發展趨勢和解決問題的方向,以期為1987 年、1988年改革方案的設計工作提供借鑒經驗。這次考察圓滿完成了既定目標,受到國務院總理的高度重視,專門抽時間聽取了我們的匯報。

  從1986年到1987年初,體改所相繼建立了宏觀觀測系統、企業追蹤系統和社會調查系統。比較早地運用計算機處理技術,對影響宏觀經濟運行、微觀景氣變化和社會輿情變化的各種數據進行分析、判斷,做了大量的實證性研究。應該說,在80年代,這樣的研究還是比較超前的,與傳統的經濟理論從經典到注釋的研究有很大不同,可以針對經濟運行和社會心理變化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為經濟改革理論的研究注入了活力。

  還有一件事,就是1989年4月召開的京豐會議。當時,體改所和全國青聯要開改革10周年中青年理論研討會。為了召開這個會,劉延東還到我辦公室來談過。開始的時候,我不大贊成開。因為在1988年底,體改委跟社科院、中宣部已經開過一次這樣的會,我認為沒有必要再開一次。但體改所和全國青聯的積極性都很高,我也就同意了。因此,這個會由我、劉延東和李源潮負責。我是作為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會長,劉延東代表全國青聯,李源潮是團中央的。當時,把我們搞得很緊張。一些比較敏感的人物都參加了這個會,像中國科技大學的溫元凱,四通公司的曹思源,還有陳子明他們一些人。他們在會上搞了一些掛牌討論會,爭論一些非常敏感的問題。我們看到這種情況,就比較擔心了。為了不讓事態繼續擴大,就讓周其仁在大會上作了一個發言,把一些比較冒的言論降降溫。

  在培養改革理論隊伍方面,除了搞研究所以外,國家體改委還與中央黨校合作,舉辦了經濟體制改革研究班。開班期間,我和體改委的一些同志都去講課,傳達中央的改革精神,介紹全國的改革形勢和各地改革實踐中的經驗。每一期研究班結業時,國務院總理在中南;蛘呷嗣翊髸门c學員進行座談,因為總理兼體改委的主任嘛。僅在80年代,就先后辦了9期,每期4個多月,為全國的體改系統培養了大批從事改革的領導干部和業務骨干。后來,人們說起這段往事,都戲稱自己是黃埔幾期的。

  五、參與起草改革方案和規劃

  1986年1月25日,趙紫陽召開一個座談會,討論七五期間特別是七五前期經濟體制改革的步驟和綜合配套改革問題,體改委安志文和我參加了這個會議。這是因為,七五建議提出“要把改革放在首位”,所以,國務院也好,中央財經小組也好,都在考慮設計綜合配套的改革方案。

  3月15日,趙紫陽在聽取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匯報時說:“今年改革有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為明年、后年的改革做好準備。首先要研究明后年改革的步子究竟走多大,在改革的深度和廣度上達到個什么程度好,步子走大一點,比較有利,還是走小一點比較有利?大家可以醞釀研究一下。當然,這不能完全從我們的愿望出發,要看主客觀的條件!彼提出:“具體說來,明年的改革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去設計,去研究:第一是價格,第二是稅收,第三是財政。這3個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聯系的!

  3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決定成立國務院方案研究領導小組,負責研究制定明后兩年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小組由田紀云負責,張勁夫、呂東、安志文等人參加,下設方案辦公室,我任辦公室主任,楊啟先、傅豐祥任副主任。吳敬鏈也是副主任,是后來補充進來的。改革方案辦公室集中了40個人,從體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社科院各個方面調人。一些年輕的業務骨干都在里面,周小川啊,郭樹清啊,樓繼偉啊,宮著銘啊,更年輕的像華生啊。為什么那么重視呢?組織那么多人?因為要搞綜合配套改革的設計,僅靠某個部門是不行的。根據趙紫陽同志的講話精神,4月8、9、10日,方案辦公室用了3個半天,討論明后兩年綜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思路。4月16日,田紀云主持召開辦公會議,研究改革的總體思想。

  4月25日,方案辦公室提出了明后兩年改革配套的基本思路。在討論中,對于明后兩年的配套改革究竟達到什么目的,有兩種想法。一種想法比較樂觀,認為由此就能夠形成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宏觀調控轉向間接調控為主,新體制的框架基本建立起來,實現新體制占據主導地位。另一種看法比較謹慎,認為要使新體制占主導地位或者建立新體制框架,必須在三個方面有根本性的變化。第一,大部分工業企業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這是新體制必須具備的微觀基礎。第二,要有一個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和初步發育的資金市場。第三,主要運用經濟的、法律的手段來調控經濟運行。明后兩年改革的重點是價、稅、財聯動,在企業自負盈虧方面不會有根本的突破,國家與企業的分配比例在全局上還不能做大的調整,資金市場還難以形成,計劃體制改革的步伐也不會很大。因此,改革可使新體制在若干重要方面上升為主導地位,為更深層次的改革掃清道路。

  這兩種思路有較多的差異,具體說,大概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主張明后年的改革中心是理順生產資料價格,發揮商品市場功能。其他方面都要圍繞這個中心,采取配合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調整產品稅率,開征資源稅,以調節因提價引起的經濟利益關系的變動;加強投資的計劃性,控制基建規模,改善價格改革出臺的經濟環境等。只要生產資料提價這一步邁出去就是一大成績,所以說,這是一種功能性的改革。而經濟體制的構成或者實質性的改革應當放后一點進行。這個思路有利的一面是改革的目標集中,內容比較單一,方案準備工作量不大,對各方面的利益關系牽動比較小,實行起來不會有太大的阻力和風險。不利的一面是對舊體制觸動不大,整個經濟運行機制不會有多大的變化,調價的效力很快會衰減,結果可能是舊體制在更高價格水平上的繼續。

  第二種意見,主張抓緊當前不可多得的有利時機,果斷地實行比較徹底的配套改革,打破新舊體制并存的狀態,建立新體制的框架,七五后兩年不必再走大的步子,主要是進行消化、補充。這就要求,(1)重要生產資料的價格調整基本上一次到位,一次性地提高到市場價格的水平,結束雙軌制。(2)調后即放。在提價以后半年到一年之內,基本上取消重要物資的計劃調撥制度,形成以限價、浮動價、合同貿易為特征的統一的商品市場。(3)稅收聯動。通過開征資源稅、土地稅等,將提價的好處收歸國家,同時對加工制成品進行減稅和補貼,以穩定消費品的市場價格。(4)改革稅制。大大縮小產品稅的范圍,通過普遍開征資源稅、土地稅、固定資產占用費等,全面實現國有資源、資金的有償使用。(5)在確定中央、地方事權范圍的前提下,重新劃分地方收支,建立分稅制基礎上的分級財政。(6)銀行系統實行利改稅,全部國撥流動資金改為銀行貸款。此外在計劃體制,物資體制,投資體制,企業財產關系、經營方式和領導體制、勞動就業制度和工資福利制度,銀行體制和政府機構等方面,進行相應的改革或者試點準備工作。這種設想有利的一面是,改革的配套性強,在經濟體制各個方面可以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加速建立新體制的主導地位。避免七五后期再來一次大的配套改革。不利的一面是,設計方案和各項準備工作十分艱巨,對社會經濟環境的要求很高,干部的思想和管理能力可能跟不上。兩年中要完成這么多改革,任務相當困難,容易發生意想不到的問題。改革在廣度和深度上沖擊舊體制,遇到的阻力和風險必然增大。

  第三種意見是,配套改革在切實可行的范圍內盡量邁出大步,但是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要準備七五后期再進行一次更深層次的配套改革,才能使新體制真正占主導地位。明后兩年價格改革的步子要大,但是不能強調“一次到位”,不同的生產資料可以有不同的提價幅度,先做一次較大的調整,爾后視情況需要再實行微調,避免對市場造成過大的沖擊。提高生產資料計劃價格的同時,分步驟地減少分配調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但至少在兩、三年內,計劃分配不能完全取消,“雙軌”價格也會繼續存在,但可以通過建立專營市場等辦法趨利避害。開征資源稅、土地稅等稅種是必要的,但在一定時期產品稅仍然會占相當大的比重,并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因生產資料提價增加的收入,應由國家稅收的形式收回。但對利潤率偏低的原材料的生產企業,仍需留給一些好處,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由此減少的財政收入,可用原來無償開發國家資源的非國有企業交納的稅款補償。為了控制零售物價,對加工產品有選擇地實行減稅。確實消化不了,導致虧損,產品又適銷對路的企業,應允許適當漲價。確屬必保的重點建設項目,若因資本貨物全面提價難以按計劃完成的,可追加一定投資。在配套改革中,計劃投資體制的改革具有關鍵的意義,必須下決心,較大幅度地減少指令性計劃指標和重要物資的分配調撥。各級政府從現在起要逐步退出生產性、盈利性項目的投資,轉向主要搞好公共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的建設,沒有這個條件,光靠價格調整,很難出現一個生產資料市場。也無法合理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收支,建立分稅制的分級財政。

  還有的同志提出來,配套改革期間,需要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如果因為搞改革,把經濟發展速度連續兩年降得過低,會引起許多新的問題。配套改革不能抑制企業的動力和活力。價、稅、財聯動是必要的,但企業體制和金融體制的改革也應相應深化。在商品經濟中物資的運動一刻也離不開資金的運動,要搞活生產資料市場,必須在搞活資金流通上進行必要改革,大家在討論中共同感到,明后兩年配套改革,同煤炭、石油、石化、有色等部門的“大包干”必將產生許多矛盾,這是一個很難解決,但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8月2-6日,趙紫陽在北戴河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聽取方案辦公室匯報明后兩年配套改革的總體設計,體改委的安志文、高尚全、楊啟先、傅豐祥參加了會議。匯報的時候,我感到趙紫陽的態度有些變化。此前,他比較著急,想快一點。他在一次講話中說,大概五六年要基本上建成新體制。這次匯報,聽了各方面的意見,就比較謹慎了。他說:(每噸)鋼材的價格調到1000元,我是同意的。我們一年要進口大量鋼材,價格與國際市場拉平。從整個價格體系看,主要是原材料、初級產品價格低,加工工業價格高。但是,前者到底提多少?一是要提,二是提到什么水平?提得過高的話,就會使最終產品沒有競爭能力。因此,在這個問題上要瞻前顧后,原材料價格和工資不要過高。鋼材作為特殊問題,可以這樣做,其他的原材料、初級產品不應這樣做。如果鋼材價格和國際市場拉平,其他不拉平會出現什么問題?要研究。經過討論,會議基本同意所提的改革方案。

  10月14日,趙紫陽聽取楊培新匯報施奈德的意見后,講了一番話:對初級產品價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有什么不同,不僅施奈德有些意見,瑞士專家林德也認為現在中國不應該把注意力放在搞價格改革,應把注意力放在發展生產上。調物價與放開物價不是一個概念。漲價往往轉嫁給消費者,效果不像預想的好,出的問題卻很多。匯率調整也影響了產品成本。歸根到底是企業的機制問題,不是價格問題。因此,到了1986年底,就把這個價、稅、財改革方案放棄了,轉向搞企業承包制。當時情況挺復雜,有不同的聲音。趙紫陽原來是準備邁大步子的,但他有個特點,愿意聽各方面的意見。改革難度大,一步到位不行。

  1987年1月,趙紫陽代理總書記,就不再兼國家體改委主任了。3月,李鐵映到體改委任黨組書記、主任。李鐵映這次到體改委的時間不長,也就一年左右,但他主持了一項規模比較大的工作——研究制定“三五八規劃”。這是一項中期改革規劃,重點研究今后3年、5年、8年改革的目標、步驟與相應的措施。

  從10月起,體改委委托有關經濟主管部門、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及部分地方體改部門,對1988-1995年的經濟體制改革進行了綜合規劃和專項設計。與以往相比,這一次的中期改革規劃體現了更廣泛的代表性、更完整的理論性和更強的實際可操作性。參加這項研究的機構,除了國家體改委的規劃司和體改所外,有國家計委、中國人民銀行、國務院經濟中心、國務院農研中心、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北京大學、人民大學,還有上海課題組,共計11個課題組。應該說,這么多機構參與的改革規劃設計,代表了當時理論界和決策部門對改革形勢的基本判斷。

  從各家提交的方案看,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期改革的目標,應該是通過新、舊體制的轉軌,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體制的主導地位。這種新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是“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它包括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內容:即經濟運行的市場化,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企業形態的公司化,就是要把競爭性行業的大中型國營企業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建立起真正的企業法人制度;宏觀調控的間接化,就是要徹底改變政府直接作用于企業的舊的經濟管理體制,政府的一切經濟職能,都要圍繞市場而展開,并通過市場來實現。

  然而,在確立新經濟體制的主導地位需要多長時間的問題上,各家方案存在較大差別。最樂觀的估計是4年。即首先通過1年的“穩中起步”作為準備階段,然后進入決戰階段,主要通過理順經濟參數和建立符合我國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組織制度和組織體系兩方面的改革,用3年的時間,實現經濟體制的基本轉軌。占多數的看法是,爭取在8年或稍長一些時間,確立起新經濟體制的主導地位。還有一種看法認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只能分階段有步驟地逐步實現。即使我們主觀上想加快改革的步伐,但在客觀上會受到各種現實因素的制約。因此,規劃期改革目標值不能期望過高,只能實現適度目標。具體地說,就是企業可以實行一定程度的自負盈虧,形成有一定開放程度的市場體系,建立起間接調控體系的雛型。

  這項研究一直持續到1988年上半年。1988年4月,李鐵映到國家教委去了,國務院總理李鵬兼任了體改委主任。他一到任,就向我們傳達鄧小平的講話,要搞價格改革,要進行價格闖關。因此,三五八規劃的研究就結束了。

  從今天的角度看,這項研究還是非常有意義的。盡管各家方案對確立新體制的時間判斷上有差異,但對改革的目標取向還是是非常統一和明確的。應該說,當時比較謹慎的觀點還是大體上符合今天的實際情況的,即對改革的目標值不能期望過高,要逐步推進。這就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為什么計劃體制在我國存續時間不到30年,我們卻花了40多年對其進行改革,至今改革仍在路上?我認為,其中有思想認識上的問題,有理論指導上的問題,但更多的是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的深層原因。從這角度講,改革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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