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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暮橋:回憶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初創的十年
作者:薛暮橋      時間:2020-07-03   來源:《薛暮橋文集》
 

  編者按: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是我國第一個智庫,它的幾位創始人薛暮橋、徐雪寒等對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江浙一帶發達的市場經濟有切身的體驗,又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素養,更由于建國后親身參與最高領導層決策,而對政策演變的來龍去脈有透徹的了解,所以他們對改革方向的把握,對可行性措施的設計,都不是從理論推導出來的,而是根據市場經濟的原型和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總結出來的。經濟研究中心作為一線的智庫,躬身入局,挺膺負責,參與了許多改革方案的決策甚至實施過程,所處地位極為特殊。

  本文是原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薛暮橋在研究中心成立十年時的回顧和展望。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在1980年7月正式成立,到現在快滿十年了。1985年起,經濟研究中心與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價格研究中心合并,改名為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簡稱發展研究中心),這是經濟研究中心的擴大和發展。前五年和后五年雖然具體情況有些變化,但是作為國務院的一個政策咨詢機構,它的性質沒有改變。今天召開全國政策咨詢工作會議,我趁此機會,回憶一下經濟中心創建以來的十年,作為今后研究咨詢工作的借鑒。

  經濟研究中心剛成立時,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與國務院的有關部門密切合作,組織各部委、社會科學院、若干大學的十八個研究機構,并聘請著名經濟專家,分組研究國務院和各部委所提出的研究課題。所以各部委踴躍參加,研究成果比較容易被采納,產生了實際效果。中心設正副總干事、常務干事、顧問、學術秘書,共三四十人,其中較大部分是兼職(不脫離原機關),少數專職人員也是向機關借調來的。經濟研究中心起牽頭和組織作用,重要研究成果都是靠各方面通力合作所取得的。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創始人薛暮橋(右)、馬洪(左)在中南海紫光閣的合影。

  創建后的最初幾年,經濟研究中心研究的對象,一是調整,二是改革,而以后者為重點,與體改辦密切合作。當時有許多重大問題,主管部門一時還拿不出成熟的意見,或者還有不同的意見互相爭論,國務院就交給經濟研究中心,幫助主管部門組織有關專家共同討論,提出比較成熟的研究成果,供國務院作決策時參考。當時在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財政體制改革問題。1979年起,財政體制逐漸從收入向上交、開支向上要的“大鍋飯”制度,改為由地方征收、按比例上交的“分灶吃飯”制度。這一改革提高了地方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缺點是原來是地方到中央“大鍋”里打飯吃,現在變為中央到地方的“小鍋”里打飯吃,地方財政有盈余,中央財政赤字巨大。更重要的是稅款(主要是產品稅)不直接上交中央,交稅人就是收稅人,弱化了稅收對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節作用。例如,煙酒是限制生產的,征重稅,但因稅款由地方征稅,各產煙葉的地區競辦小紙煙廠,用一級煙葉制造三級紙煙,上海、天津等名牌紙煙廠則收購不到一級煙葉而減產或降低質量。各地辦小酒廠如雨后春筍,浪費糧食,與名牌酒爭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受國務院委托,與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研究財政體制改革,我們建議變上交利潤為上交所得稅,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劃分稅款收入、劃分財政開支的財政分級管理制度,當時稱“利改稅”,經財政部同意和國務院批準后,1983年起開始執行。

  現在看來,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它不但保證了中央的財政收入,而且能使稅收對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起調節作用。但是,由于價格沒有理順,各行業、企業交所得稅后苦樂不均,不得不暫時加征調節稅。而且地方政府仍然有權減免稅收、減稅讓利,中央財政收入繼續相對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又決定改為財政逐級承包制度,使“分灶吃飯”的弊端重新出現。經濟研究中心主張在逐步理順價格的條件下改用“分稅制”來代替承包制,至今尚在討論中。我個人認為,不建立正規的稅收制度,不發揮稅收對國民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宏觀調控作用,深化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二、關于建立中央銀行,進行金融體制改革。在1982年以前,中國人民銀行與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四大銀行并存,中國人民銀行除經營工商信貸業務外,兼負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責任,因此中國人民銀行與其它三行矛盾重重,發揮不了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研究中心建議建立中央銀行,把中國人民銀行的工商信貸業務分離出來,中國人民銀行超脫于其它銀行之上,成為一個能夠控制其它專業銀行的中央銀行。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發行,來保證信貸收支的平衡。國務院采納了經濟研究中心的意見,命令我們會同四大銀行提出具體方案。開始研究時四大銀行爭論激烈,無法共同討論。我們與四大銀行分別開會,然后綜合大家意見共同討論,開了十二次會才提出具體方案,由國務院批準執行。

  我們明確提出中央銀行的首要任務是控制貨幣發行,其次是保持信貸收支平衡。但是國務院并沒有給中央銀行控制貨幣發行的權力和責任,1984年第四季度提出以1984年的信貸總額為1985年的信貸基數的錯誤決策,中國人民銀行放任各專業銀行送款上門,信貸失控,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1985年國務院決定財政、信貸雙緊政策,我們經濟中心是全力支持的。但是“雙緊”方針執行得并不認真,特別是1986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增長速度降到4.4%時(這本來是正,F象,因為是同上年同季工業生產增長23.2%比較),許多人驚呼滑坡,主張增發貨幣來促使生產回升。這時國務院領導人就主張用通貨膨脹來保持生產的超高速增長。經濟中心反對這種錯誤決策,受到國務院領導人的冷遇甚至批評。建立了中央銀行而不能控制貨幣發行,致使這項改革未能得到應有的效果。

  三、關于對外貿易體制的改革。1983年國務院在討論外貿體制的改革時,國務院領導人不滿意外貿部的改革方案。外貿部要求經濟研究中心幫助他們改訂改革方案,得到國務院同意。1979年前外貿部對進出口貿易是獨家經營,地方企業都不了解世界市場情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就準許若干地方、部門、企業自己經營進出口貿易,但外貿部沒有制定統一的管理辦法,以至多頭經營,在國外市場上自相競爭,肥水外流。我們經過反復研究后,提出統一領導、聯合經營的方針,方案制訂出來了,但各方面都沒有執行這個方案的堅強決心,特別是在外匯分散承包以后,外貿部更難統一管理。1985年、1986年小汽車、家用電器、洋煙洋酒等大量進口,各出口基地的出口產品在海外“大戰”,這個問題連續幾年沒有解決。

  四、關于價格改革。國務院雖然成立了價格研究中心,但偏重“理論價格”。對于如何合理調整價格則另在國家計委設有物價改革小組制訂規劃,經濟研究中心參加討論。當時對理順價格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其中一種是根據物價局計算,理順價格要提高許多產品的價格,使整個價格水平提高20%,為著彌補各方面的損失,國家需要拿出200億元進行補貼,銀行存款也要升值20%。經濟研究中心認為這是“火上加油”,將要被迫增發貨幣,引起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惡性循環。正確的辦法是“釜底抽薪”,緊縮貨幣發行,壓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物價有升有降,達到合理調整。當然,要壓縮社會總需求的增長,執行起來也是很不容易的。

  那幾年我們在物價問題上主要限于方針政策的研究,具體建議只是就紡織品價格的調整提出了意見。當時棉布由于棉花多次提價,布價未提,發生虧損,生產困難;w布因原料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潤過大,產量猛增,產大于銷,被迫限產減產。經濟研究中心受經委之托,研究紡織品價格調整問題。棉布是生活必需品,多年不敢提價,我們建議適當提高棉布價格,大幅度降低化纖布的價格,使人民多買化纖布來代替棉布,人民的負擔并不增加。國務院接受了我們的建議,使棉紡織廠不但轉虧為盈,而且多年來限價供應的棉布可以敞開供應;w布因消費大增,可以放手增產。這個改革范圍不大,但打破了把穩定物價當作凍結物價的陳舊觀念,還是有意義的。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創始人在中南海紫光閣的合影。左起徐雪寒、吳俊揚、馬洪、薛暮橋、周太和、馬賓、季崇威。

  在這幾年,許多省市也設立經濟研究中心,要求加強聯系。1984年10月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在山東濟南召開各省市經濟咨詢工作經驗交流會,參加的有21個省級和5個市級的經濟研究中心,另有6個省市未設經濟研究中心,派相關機構參加。會議指出經濟研究中心不是職能機構,而是咨詢機構,沒有必要建立上下級隸屬關系,但應加強相互聯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作為聯絡中心,組織各地經驗交流。1986年又在杭州召開第二次會議,發展研究中心同各省市的關系進一步加強。

  1985年國務院把三個研究中心合并,機構和干部大大加強,研究范圍逐步擴大,與各省市經濟研究機構的聯系也更為密切。由于工作日益繁重,改由馬洪同志任總干事,我退居第二線。前后相比,前五年是處于創建階段,只能集中力量抓國務院交辦的幾個問題,1984年前因受到國務院的重視,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因此后領導者決策多變,這些成果都未鞏固,現在又要重新研究。

  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以后,國民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工業生產增長速度下降是意料中的事,年增長8.3%是克服經濟過熱后的正常狀態,出人意料的是市場疲軟,并因此而使若干行業、企業處境相當困難。過去幾乎公認社會主義經濟是“短缺經濟”,不會發生市場疲軟,這就使企業經營者系上保險帶,缺乏競爭思想,不求創新,不重視研究市場需求的變化和為此而進行產品的更新換代。國民經濟也像一個有機體,需要新陳代謝,而我國很多企業家還不習慣在競爭中求生存。市場疲軟對這些企業敲響警鐘,并對經濟領導機關提出新的課題,我們咨詢機關也需要抓住時機做出新的貢獻。

  目前的市場疲軟不是普遍現象,而是局部現象,有些部門、有些產品(如能源和某些原材料)仍很緊俏(短缺)。就連有些疲軟的產品,也是名牌貨、高檔貨仍有銷路,平庸貨、低檔貨則積壓嚴重,被迫停產減產。這是過去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不合理,和企業缺乏競爭觀念所產生的后果。這種現象促使我們認真下決心來調整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實行經濟的大改組,只有如此,才能擺脫困境,找到新的出路。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不合理不是今年才發現的,至少已經提了三五年,但在市場緊俏情況之下,你想淘汰那些該淘汰的企業和該淘汰的產品,是困難重重的。出現市場疲軟是企業產品結構改組的好時機。應該淘汰的企業、產品淘汰了,那些短缺的行業、高檔的產品才會有必要的能源、原材料,能夠充分發展,提高經濟效益也就不致再成空話。當然這里會帶來許多困難,如何克服困難,實現調整,希望咨詢機構著重研究這個問題。

  若干年來,我們咨詢機構在作經濟發展戰略規劃時候,常受產值支配,追求超高速,因此在從國外引進時,把人家技術落后而淘汰的一些機器設備引進來了。后進地區為著在速度上追趕先進,把先進地區一些淘汰的工廠搬來了,F在這些落后的產品沒有銷路,但占用了能源和原料。這種現象,不是什么新聞,五六年前早已有人報道,但是處理這些問題很困難,想處理也遇到很大阻力。原因是還沒有吃到苦頭,又缺乏妥善處理各方面利益的辦法,F在各方面叫苦連天,希望政府、銀行再伸出“一只手”去挽救他們。在這時候,我們咨詢機關應當做些什么呢?我認為應當為經濟的大改組出謀劃策。只有經過大改組,才能夠真正提高經濟效益,使國民經濟今后能夠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當然,這項艱巨的任務不是單個地區所能做得到的,也不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單獨所能做得到的,需要通力合作,過去在制訂經濟發展規劃時候,各地區往往互相攀比,不但不講協作,甚至互相矛盾。1988年夏我去煙臺休假,煙臺市的經濟研究中心送來一個戰略發展規劃征求我的意見。我說膠東地區有三個(煙臺、威海、青島)開放城市,既然是戰略發展規劃就要互相協商。后來知道這三個市有矛盾,沒有上級機關牽頭,協商難以進行。過幾天我到威海,那里正在召開沿海開放城市發展戰略理論討論會,上海、廣州、天津、深圳等大城市有些著名專家也來參加討論。但如果中央有關部門不來牽頭,也就只能進行理論研究(當然理論研究也很重要),不能做出具體決策。五六年來我參加了近十個省市級的發展戰略規劃討論會,都是你追我趕,立足本地而未面向全國,因此不能揚長避短,各自發揮自己的優勢,往往不愿發展原料生產,競相發展加工工業。沿海開放城市缺乏原料,內地不能供應,只能號召“兩頭在外”。我國是土地廣闊、資源豐富而且人口最多的大國,必須立足國內,面向世界,只有少數沿海開放城市能夠發展外向型經濟。西北有些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的地區,有必要學習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模式,與沿海開放城市合作。都來發展加工工業,競做無米之炊,是不會有出路的。

  根據過去十年的經驗,我想對大會提出幾個建議,供大家參考:

  第一,搞好咨詢研究工作的關鍵是要抓準領導決策需要研究的問題,使我們的研究切合領導決策的需要。我們接近領導機關,知道領導正在研究什么問題。我們熟悉經濟情況,知道經濟發展需要解決什么問題。這是我們的有利條件,要善于利用這個有利條件。政策咨詢研究工作要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建議的質量,來爭取領導的重視。

  第二,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超脫性”。咨詢研究機構超脫于各部門、各地區之外,可以避免部門和地區的某些局限性,從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需要、從全局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不但要看到目前的困難,而且要看到將來的發展前途。其次,咨詢研究機構不是行政機構,不是上級領導指示執行機構,應當堅持客觀態度,提出科學的意見和建議。我們咨詢研究機關一定要善于利用自己的這種超脫地位,總攬全局,堅持自己的超脫性。在研究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規劃的時候,我們的主要責任并不在于去解決一個一個具體問題,而應當把國民經濟當作一個有機體來通盤考慮,從全局的高度,從把握客觀規律的深度,提出科學的意見和建議。

  第三,超脫決不等于孤立,全局總是由局部組織起來的。從全局考慮問題,還必須從局部解決問題,使局部問題的解決能夠符合全局發展的需要。所以咨詢研究機構還必須同各部門密切合作,善于組織各部門的力量來共同研究,F在不但是各綜合部門都有較強的研究機構,社會上有力量的研究機構也很多。我們是各級政府領導下的綜合性的政策咨詢研究機構,應當善于組織各方面的力量,通力合作,而決不能孤軍奮斗。

  第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今后要進一步加強同各地區咨詢研究機構的聯系,各地區也應當加強橫向聯系。特別是戰略發展規劃,各地區要揚長避短,發揮優勢,這就有必要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地區間的協作。對外要統一步伐,對內要徹底消除分割封鎖,咨詢研究機構對此應當做出自己的貢獻。

  我沒有充分準備,隨便提點意見,參加討論,不妥之處請予指正。希望經過這次會議,大家協作得更好,我們的咨詢工作能夠更上一層樓。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部分成員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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