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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人類生產精神產品的勞動工具是什么?(之二)——一個哲學命題發展的曲折歷史
作者:胡德平      時間:2020-06-24   來源:“百年耀邦”微信公眾號
 

  中國的社會輿論,自“文革”結束以后,就有關于建國后十七年的歷史、“文革”的性質、改革開放經驗教訓的評論。評價是客觀存在的,很多評論引起的激烈爭論已成常態,甚至在朋友之間,黨內同志之間連討論問題,辨別是非的共同語言都沒有。極大影響了我國改革開放協調發展的進程。

  廣大干部群眾的思想缺乏共識,都有尋求最大公約數的愿望,先不談每個人的立場、觀點問題,我想僅從思想方法,即從人腦的抽象思維如何求諸于己的角度,談談我的個人看法。

  一、中國共產黨反對教條主義的精神思想武器

  實際上,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的社會輿論取得相當一致共識的時期也有,遺憾的是時間不長。這個時期就是真理標準全民大討論取得勝利之后的一段時間!皩嵺`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認為就是一種鑒別是非的思想方法,是我黨認識論和方法論中最通俗的一種解釋。有人或對此提出一些疑問,如:

  1937年7月至8月,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完成了他的兩篇哲學名著《實踐論》和《矛盾論》。我認為,這是他對中國革命和建黨思想關于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基本認識。在延安生活的后期,他智慧地破解了孟夫子對于“心”的功能作用,即思想的功能作用:“心之官則思!彼又f:“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薄耙朴谑褂盟枷肫鞴佟。毛澤東進而把“思想器官”還比做人們頭腦中的機器。以上引語均出于《學習和時局》“放下包袱,開動機器”中的論述。這里說的頭腦中的機器,就是人獨有的抽象思維工具,它是否正確都應由人的社會實驗進行客觀的檢驗。

  毛澤東在兩論中,就談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正確命題,這一命題的矛頭所向主要是黨內的教條主義。當時的教條主義大多有顯赫的蘇聯背景,共產國際的背景。他們把蘇聯的革命經驗當作標簽隨意往中國革命的身上貼,反對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嘲笑山溝里面的馬克思主義,反對對中國國情的調查研究。中國的民主革命,只有打碎了黨內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枷鎖,中國革命才有贏得勝利的可能。

  中國共產黨在結束“文革”之后,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命題,是對《實踐論》中“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命題的進一步發展和提升,這里有對中國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深刻經驗教訓的認識,更有對“文革”動亂深刻的反省,進行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使用的思想武器,就是《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思想方法,也即黨的思想路線的思想工具。如果還用“文革”的思想武器說“四人幫”右得不能再右了,“四人幫”才是貨真價實的走資派,“四人幫”架空了毛澤東,執行了一條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文革”路線,我們頭腦中的枷鎖只會越來越禁錮。何有今日的改革。

  1937年5月至11月,耀邦同志參加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一隊學習,結業之后又進入高級研究班學習。這段時間,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親自授課。毛澤東意氣風發地講授了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哲學提綱,雖是授課提綱,但對紅軍工農干部提高思想認識,打開了學習哲學思維的大門,也可謂是人民軍隊建軍的破天荒之舉。尤其是《關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授課更是引人入勝,因為授課者和聽課者都是十年土地革命的實踐者,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從自己革命戰爭實踐中,抽象出來的思想精神武器。這種學習一直延續到上海、太原的失陷,抗戰烽火遍起,國土大片淪喪,更激起授課者和聽課者的萬丈激情。

  毛澤東同志用抽象思維工具總結出來的哲學觀點和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使耀邦同志獲益極深。

  二、思想領域中一段離奇的插曲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共和蘇共發生了一場嚴重影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不但引起兩國共產黨員的思想沖突,就是西方國家對此也著實摸不清頭腦。1963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一封公開信,這是中共中央發表的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兩條路線》第五封公開信。公開信的結尾就是:“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些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有錯誤觀點的人,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們相信,有很多人會改變過來!庇腥嘶蛟S要問,同樣的一句話在這里就是真理,在那里就是錯謬,真理和錯謬豈不是像胡適說得那樣是個讓人隨便打扮的小姑娘嗎?

  我認為對一個正確的命題,或對一個錯誤的命題,千萬不能用“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喪邦”的英雄史觀去理解,“興邦”“喪邦”的話出于《論語·子路》篇,當時孔子就對魯定公說:“話不能完全這么講,此話不全對!1978年“真理標準”全民大討論的環境,近處是針對“兩個凡是”,遠處是針對十年“文革”,更遠一點又聯系到建國以來,我黨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經驗教訓。

  “文革”時期則是黨內外億萬干部、群眾被卷入的一場動亂,不但影響了國家正常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就是家庭人倫關系也被無情地撕破,造成兩三代人之間的傷害。當時的大討論,恰逢中央黨校正式復課,當時現實的思想問題十分復雜,毛澤東思想是真理,但它是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它本身是否也要被檢驗?毛澤東本人的晚年思想發展和被全黨認可的毛澤東思想是否完全一致,他領導的“文革”是否應予否定?中央黨校沒有回避矛盾,勇敢提出如何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認識分析黨內十次路線斗爭和“文革”歷史實踐,今后如何打碎“兩個凡是”的思想枷鎖,真理標準的文章由“文革”十年引發的群眾疑問而起,由中國共產黨路線斗爭的實踐是非而發,人們對“文革”期間,那種“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的造神運動,在“文革”中就有人提出質疑!拔母铩苯Y束之后,不經意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雄文破土而起,一文風行天下遂成為黨內外干部、群眾解放思想的解嚴令,進行改革開放的進軍令。

  再看當時的“五評”是怎樣分析“戰爭與和平”的呢?文章指出:美國是帝國主義,帝國就是戰爭的根源,爭取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種可能性同時就意味著消滅戰爭的根源。我認為,這種論述還是進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非常詭譎之處,就是“五評”最后一段文字,加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同志本人,也只有像他這樣的黨內哲學家才能對1937年他寫的《實踐論》作此命題的發揮,應該說他是這一新命題的最早發明人。七年之后的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百萬人的集會上發表“520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但時間很短,兩年以后的1972年2月,毛澤東和美國總統尼克松見面,兩國領導人談到一個中國問題,臺灣問題,互設聯絡處問題,更重要的是攜手共抗蘇俄北極的問題。國際形勢的實踐檢驗了“五評”對世界形勢,“戰爭與和平”正確與否的論斷!拔逶u”在實踐檢驗面前不是成功的,毛澤東同志自己否定了自己。

  為何?蘇聯在二戰結束以后,美蘇進入冷戰、核威懾的恐怖時期,蘇共提出美蘇兩國“和平共處”的建議,并不為錯;而中國結束抗美援朝才十年,只有停戰協議,國內還有統一臺灣的問題,內戰并未結束,也就是說中國還存在熱戰的停戰階段。兩國所處環境,我黨當時對美國的情況還不完全了解,沒有深入實地的調查研究,不慎重地把真理命題的標簽隨意粘貼,即使說了真理的命題,真理的命題也會成為自相矛盾的悖論。

  1978年“真理標準”一文在《理論動態》、《光明日報》一經面世,不但撰稿人不知道《五評》中有此評語,“兩個凡是”文章的撰稿人更不知道,就是當年《五評》的撰稿人也忘了毛澤東的評語。我認為,當時的中央領導和中央黨校的領導同志對《五評》的寫作也不知道,好在有這幾個不知道,全民才展開了一場思想解放大討論。反而是在歷史轉折關頭,重提實踐論和真理標準問題的黨內同志才是真正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的寶貴遺產。1978年“真理標準”一文在全黨認識論上起到了正確區分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首創作用。好在思想領域中這段離奇的歷史只有15年,總算過去了。

  三、答網友問

  有網友問我:德平文章里于光遠與毛澤東談哲學,談得頭頭是道!瓰槭裁唇夥藕,我國竟會出現那么多問題,是哪個環節上出了差錯呢?

  網友的問題很好。他把問題的斷代區分得很清楚,基本上劃在合作化和“文革”之間。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便從一個在野的革命黨一躍成為一個合法的執政黨。黨的地位變了,要說首先需要警惕的一個問題,那就是預防官僚主義,警惕從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淪為當官做老爺的“死官僚”。只要沾染這種官僚意識和作風,就無法傾聽群眾的呼聲,無心關注群眾的疾苦痛癢,就會失去黨與人民的血肉聯系,堵塞社會基層反映問題的渠道,關閉認識論的源頭。如此這般,工作上怎么能不犯錯誤?至今不還有這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嗎?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對工作不作為、亂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只有一個官本位的指揮棒。毛澤東發動全面打倒黨內走資派是錯誤的,但他痛斥當官做老爺,忘記革命初心的義憤則是不能否認的。如果官僚主義成為一種文化,那么觀察同一問題的角度、情感、態度也會起變化。

  如對農村問題,農民種糧何嘗不積極,糧食豐收豈不對國家和農民都有利,如果非要以糧為綱,全部勞動力都要歸田種地,是否就對了農民的心思呢?多數干部認為為了糧食過關,這還有錯嗎?豈不知,農民既要糧又要錢,不要錢,柴米油鹽怎么解決,生老病死怎么解決?改革開放的政策就是不放松糧食生產,又允許農民開展多種經營,可以興辦鄉鎮企業,農民可以進城經商務工,很快農村就解決了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為何?黨中央對農村的認識論采取了實踐第一的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了廣大農民改變生產經營模式,用老百姓的話來說,接了地氣。也就是說,改革之所以得人心,有成效,首先有賴于黨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的正確。

  有人可能認為官僚主義,當官做老爺自古有之,危害性有那么大嗎?我想舉一個愛因斯坦的例子。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歐美的社會主義思潮在知識分子中有相當的市場。愛因斯坦用極大興趣關注蘇聯,他自稱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1949年5月,愛因斯坦應邀在美國社會主義期刊《每月評論》撰文:“社會主義的實現,需要解決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考慮到廣泛的政治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化,如何能夠防止使官僚的權力膨脹而凌駕于人民之上,如何保護個人權利以及如何確保民主力量與官僚的權利相抗衡?”(《我的世界觀》P.245)我認為,他說的社會主義,即指蘇聯的社會主義。42年后的蘇聯究竟怎么樣?蘇聯的解體,蘇共的垮臺,原因固然很多,官僚權力的膨脹無疑是第一道堤壩,切斷了黨和人民之間的感情、語言交流,感性和理性認識的管道。魚水關系不在,魚兒豈能呼吸?

2020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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