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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 耿敬:中國社會學的知識生產范式——以晏陽初和費孝通的實踐為例
作者:李友梅 耿敬      時間:2020-07-08   來源:《學術月刊》2020年第6期
 

  在20世紀前半葉,一場由中國知識分子主導并參與的聲勢浩大的社會綜合改造運動——“鄉村建設”運動在中國大地興起。對于這場運動,無論當事者將其看成是“今日社會運動的主潮”,還是后人將其評價為“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會運動”,它都顯然不是一場簡單的社會實踐。事實上,對于投身其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而言,這場運動既是他們對中國社會歷史與現實進行的一次全方位反思與解構,也是對中國未來社會制度與發展道路進行的一次多維度探索與嘗試,同時更是認識中國社會現實與選擇中國發展道路的一場知識生產運動。本文擬辨析“鄉村建設”時期晏陽初和費孝通的知識生產路徑的異同,探究以文化基礎為核心內涵的中國社會學知識生產實踐,這些實踐不僅推動了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而且促成了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之間的對話和溝通,進而豐富了知識積累,發揮了學術共同體對于社會建構的積極作用和意義。

  一、知識生產的文化基礎

  中國知識傳統向來注重以合乎社會實踐所積累的經驗作為評判知識的標準,這也構成了與西方知識體系追求先驗或超驗的最高知識的不同旨趣所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可以視為中國傳統知識體系這一重要特征的集中體現,他認為,“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這就意味著“知”離不開“行”,“行”亦是“知”的價值實現方式。進而言之,為“鄉村建設”付出的努力既體現了參與者認識中國鄉土社會的意向旨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同時也是關于當時中國社會的知識生產實踐。作為個體學術旨趣的知識生產過程,往往與社會的需求息息相關,社會需求會引導知識群體關注某些特定的領域或特定的問題,運用各自所掌握的理論與方法展開相關研究,并期待所生產出的知識可以支持解決社會問題。這時,知識生產就從一種個體性的思辨或單純的學術職業逐漸轉變成一種社會化的過程與實踐活動,學者也逐漸轉變成知識分子。

  若按照鮑曼的解釋:“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意向性意義在于,超越對自身的專業或局部性關懷,參與到對真理(truth)、判斷(judgement)和時代之趣味(taste)等這樣一些社會整體性問題的探討中來!笆欠駴Q定參與到這種特定的實踐模式中,永遠是判斷‘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尺度!

  我們這里的“知識生產”(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所談的,正是這類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超越個體情懷、投身現實社會之中的實踐過程,它著重關注的是近代以來在中西文化互動的格局下諸般知識是如何逐步形成的,以及又是如何通過各種載體不斷地加以傳播,從而成為某種公眾知識并影響人們對世界認知的。這種知識生產本身內嵌著一種“真理性宣稱”(truth-claim)的特性,知識分子通過不斷地將其創造的理論知識加以“真理性”的宣稱和傳播,甚至還通過某些社會實踐去加以驗證,并以其生產出來的知識參與到社會新知識的生產過程之中,最終建構形成一套知識體系。其實,在知識體系層累成型的過程中,知識本身的建構性與“暫時性”往往會被受眾所忽視,尤其是處于特殊的社會歷史環境下,當生產出來的知識在“真理性宣稱”之上又被“科學性”所加持,那么知識受眾就自然會弱化對知識本身的進一步反思,這一知識就可以脫穎而出成為當時的“權威”知識,進而影響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道統”求索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真理性宣稱”,其所求之“道”皆為“真理”。

  費孝通曾在評述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時指出:“研究工作本身是一種文化現象,所以學術有它發生時的情境及對于生活上的功能!毕噍^于以“學術旨趣”為主導的“個人知識”生產的實踐活動,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生產實踐往往受到“兼濟天下”文化傳統的影響。這一傳統始終驅使著中國知識分子自主性地參與到知識生產的實踐之中。在這一實踐活動中,他們是以社會需要與政治理想的實現為使命,學術研究大多偏向現實社會倫理,而且始終為社會現實服務。

  20世紀前半葉,救亡圖存成為中國社會壓倒一切的社會需求。面對鴉片戰爭以來國家的內憂外患、重重危機,作為“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這時往往就占據“先知”的地位,倡導其理念,投身于社會啟蒙。正如余英時所指出的,雖然百家所持之“道”有不同,但往往都以社會秩序的重建為己任。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如何建構現代國家的問題上,急切地尋找能夠做出合理性闡釋的理論和知識體系。

  在整個“鄉村建設”運動中,參與其間的各類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分別設立的試驗區有1000多處,“南北各地鄉村運動者,各有各的來歷,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會團體,有的是政府機關,有的是教育機關;其思想有的左傾,有的右傾,其主張有的如此,有的如彼”。雖然有著各不相同的理念體系和價值訴求,但面對積貧積弱的中國鄉村社會,他們依據各自的認識和理解,采取了各種各樣的改造實驗。盡管時間有長有短,范圍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簡,動機并不一致,但人們都試圖從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層面和角度采取各種可能的途徑加以革新或改良,以便探索出一條比較適合中國鄉村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出路。

  一般而言,知識生產都是在對既有知識模仿或學習的基礎上完成的對既有知識的超越,而知識生產者則需要以自身的文化基礎為依托加以判斷或選擇,拋棄怎樣的知識陳規,如何汲取他人的知識,如何對不同學科的知識進行重組,進而生產出新的知識以回應特定現實的需要,并盡可能有效地解決社會現實問題。晏陽初和費孝通正是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和學術基礎,提供了解釋中國社會的不同視角與邏輯,把學術知識的追求與國家未來的命運結合在一起,自覺地投身于關于中國社會的知識生產中去,進而提出一系列思想理論和實踐方案。說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投身其中的鄉村建設運動同時也是一個知識生產的過程,是因為他們救亡圖存的努力皆以“文化自覺”為前提,二者都體現了在古今中西之境遇中對“中國向何處去”的認知探索以及對本土文化主體性的自覺體認。

  晏陽初認為:“鄉村建設運動當然不是偶然發生的,它的發生完全由于民族自覺及文化自覺的心理所推迫而出。所謂民族自覺就是自力更生的覺悟……沉下來反求諸己,覺得非在自己身上想辦法,非靠自己的力量謀生不可。這就是所謂自力更生的覺悟。鄉村建設便是這個覺悟的產兒……要謀自力更生必須在農民身上想辦法……固有文化已失去其統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來,因而形成文化的青黃不接,思想上更呈混亂分歧的狀態……這種文化失調的現象實有從根本上求創應(creative adaption)的必要!

  費孝通指出,“‘文化自覺’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向”,即弄明白“我們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來的?怎樣形成的?它的實質是什么?它將把人類帶到哪里去?”“文化自覺”的目的不是別的,而是“文化主體性”,即對現代化的“自主的適應”。

  從細微處辨析,晏陽初的文化自覺更側重于中西對比意義上借助現代西方的他者來映照對中國文化特性的認知,而費孝通的文化自覺更強調了古今傳承意義上中國文化傳統如何與世界多元文明共存共美的現代意義,廣義的“文化自覺”涵蓋了以上兩個方面。他們在投身鄉村建設實踐的過程中,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思考不外乎落在兩點:社會組織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晏陽初認識到人的現代化的問題的重要性,他指出:“從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成為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問題的根本關鍵!标剃柍跛傅慕逃ぷ魇菑V義的,他注意到了生產教育的重要性,將旨在“增進生產力”的“生計教育”與文藝教育、公民教育、衛生教育共同構成了平民教育的四大類。

  如果說“人的現代化”是根本問題,而人的生活、吃飯問題便是根本問題中的緊要問題。相較于晏陽初所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為尋求民族文化出路而設想的“遠景目標”,以費孝通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則看到了“人的現代化”在當下社會條件下的“分步走”戰略,由此我們看到費老“行行重行行”、緊跟“變化著的實際”的階段性思想變化,這些變化與如何從地方性知識逐步延伸到世界秩序與文明進程的總體性思考緊密聯系在一起。進一步說,在對西方觀念的態度上,即便都有西學背景,但比較而言,晏陽初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西方進步觀,而費孝通則“按下不表”,“從實求知”,首先要看清鄉土社會的本質。這也預示著晏陽初和費孝通在面對中國農民現代化問題時會出現“知識分子的想象”與“農民主體的實踐”之間的分離,即便晏陽初堅持以科學的方法進行調查研究,但先入之見的影響仍難以掩蓋。

  總體而言,要在實踐上解決比較重要的問題就要動用整合性的知識,這也意味著解決問題的實踐對整體性、綜合性知識提出了高要求。從現實來看,近代中國社會的危機是總體性的,要改變社會積貧積弱的現狀必然牽涉到方方面面,在這種情境下,如何在向世界敞開大門迎接新文明的同時,不會因外來力量的強大而丟失自身民族和文化的主體性?這是時代之問,也是有著深沉家國情懷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反身自問。面對現代文明,他們不是把中國作為封閉的疆域和固化的歷史,而是作為一種“文化基因、民族特性、歷史邏輯”,以此為基礎來“融通”中西古今,并希望通過對自己浸染其中的傳統中國文化的“自覺”與“認知”進而能夠進一步提升文化自主意識和文化適應能力。在現代西方文化與傳統中國文化碰撞之際,他們深刻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自覺和主體性?”他們希望以文化知識持有者的身份,為自主性文化的堅守來構建新的知識體系。作為知識分子個體可能會有自身經驗和特有專長的優勢和局限,但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之間仍可以通過對話、交流,形成更富積淀的知識積累,進而發揮學術共同體對于社會建構的積極作用和意義。

  二、晏陽初“國民”性的知識生產

  中國近現代知識體系的生產是建立在認識論轉向的基礎上的。林則徐、魏源的“睜眼看世界”,是中國人了解世界、向西方學習的開端,也是中國人的思想認識從傳統轉向近現代的重要標志,是中國現代性知識生產的源點。而對“現代人”概念的知識生產影響最大的當數梁啟超。1902年梁啟超的《新史學》《新民說》提出了改造國民素質的“新民”理論。他認為,國家強弱的基礎不在制度、器物而在國民素質,強調國家的現代轉換首先是國民德性的現代轉換,“新國家”的建立迫切需要具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新民”。但中國人雖有國家觀念卻無國民概念,不具備現代國民意識,而“新史學”的任務就是要激發民眾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培養其現代國民意識。其后,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受到梁啟超的影響,一面將“新民”奉為現代文明社會成員的標準,并不斷完善“新民”這種現代人知識內涵,一面又致力于教育實踐改造鄉村社會進而培育出符合現代社會的“新民”!俺拿、作新民”正是晏陽初的鄉村教育目標。

  (一)對“新民”的知識生產

  在梁啟超的“新”化思想中,他根據自己對現代國家的想象,設想出“新民”應有的新德性,諸如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尚武、進取、冒險、權利思想、國家思想、義務思想等。這種“新民說”對國內青年產生了重大影響,蔣夢麟、胡適、張君勱、蔣百里、丁文江等都深受這一思想極大啟示。按照胡適說法,梁啟超對“新民”新德性的設計給中國人最重要的啟示就是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諸般美德。至“五四”前后,陳獨秀帶著對未來中國的期盼,希望未來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新青年”應具備革新與創造“新民”的精神,為此,他特意在《青年雜志》(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將這種“新民”的特征加以歸納:(1)自主的而非奴隸的;(2)進步的而非保守的;(3)進取的而非隱退的;(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5)實利的而非虛文的;(6)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對于中國人的弱點以及應改革、培養新精神等,都予以指明。相對于陳獨秀、李大釗等早期共產黨理論家多側重于人的現代化改造,毛澤東等人更注重針對舊有社會制度的改造,尤其是土地制度的變革。這種認識既符合中國農民千百年來“均貧富”的利益訴求,也緊扣孔子以來“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

  梁啟超掀起了“新民”思潮,而晏陽初更是把握這一思潮,針對國家的急切與基本需求展開了“除文盲、作新民”的鄉村教育運動。

  相對于梁啟超“新民”的德性之新,晏陽初更側重于“新民”的人格、生命力之新!八^新民的建設是中國全民族新人格的建設。所謂新不是那些不同于我國與我民族舊有的或由東西各國新介紹新抄襲來的便是新。我們所謂的新,是我國民族自身在原有的生命里創造出來的新生命的新!睆男氯烁衽c新生命力的角度,晏陽初為“新民”賦予了不同于梁啟超的含義,即智識力、生產力、團結力與強健力。他強調說:“國家不建設在國民的基礎上,固然很危險;建設在缺乏智識力、生產力、團結力、強健力的國民基礎上更是危乎其危!彼运麖娬{“新民”必須要具備“民智、民德、民力”三方面的素質。

從左至右:晏陽初、梁啟超、陳獨秀

  晏陽初的“新民”思想不僅承接來自儒家經典的傳統,還要結合西方基督教平等博愛的學說,將“平民”思想融入“新民”的內涵。按他解釋:“平民”之“平”,就是基督教的“平等”之義,即“生而平等”。所謂“平”,既是“平等之平,和平之平,平社會之不平的平,要世界各國承認中國人的平等的平……社會上如果一天沒有承認平民教育的重要,不把平民教育作為立國的生命,社會就不平一天。非社會平等,人人受教育,世界決不能和平”。為此,他還特意將平教會的會徽設計成一個紅色的“平”字。

  同時,晏陽初發現,梁啟超的“新民說”只提出“什么”(What)是應興應革的,卻沒有詳說“怎樣”(How)去實現興革。梁啟超對實現興革的設想就是通過“新史學”去嘗試。而晏陽初及其同仁則是希望通過來自西方的、更為科學的方法去實現。這一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價值偏好,所以“當我們進行創造時,既不盲從地抄襲外人的東西、固執地保守我國的古董,又不偏急地輕視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貢獻,或偏急地拋棄我中國民族固有的一切文化成績”!拔覀円矝Q不假定一個玄想的‘新’來作一切工作的死目標,來范圍著我們底思想態度,來限制著我們底工作進行”,而是盡可能以客觀的原則加以推進!拔覀兩钚艢w納法的科學方法由許多的事實和長久的經驗而產生出的結果,比根據假定的原則而強求適合此種原則的事實與經驗所產生的結果,要可靠的;所以我們底定縣實驗里是毫無偏見的!

  晏陽初之所以提出“新民”必須具備“民智、民德、民力”等素質,不只是其承繼、融合梁啟超、基督教思想的結果,他更強調這是來自科學調查的結論。其“新民”知識的生產便增加了一些科學依據,似乎更具說服力。

 。ǘ⿲Α坝廾瘛钡闹R生產

  晏陽初對中國農村,尤其對農民弊端的判斷是經歷一個從主觀認識到科學歸納的過程。1920年晏陽初回國后,結合他在法國華工群體開展“識字教育”的經驗,先后在湖南長沙、山東煙臺、浙江嘉興等地興辦平民識字教育,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他這么重視識字教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發現了“中國貧苦”、“國人無知識”,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害了三種病,即瞎、聾、啞。國民大部分不識字,不能讀書報”同時,“別人還說我們又老”。由此,他形成了關于中國農村“愚”“貧”“弱”三大弊端的早期思考。1924年,他在《平民教育運動》中又說:“中國人最大的弱點就是缺乏合作精神。中國被稱為‘一盤散沙’!”由此可以看到他后來關于中國農村“私”這第四大弊端的雛形。如果晏陽初關于“新民”的觀念多少依托了對西方人美好的想象,那么,他對中國農村各種弊端的判斷上,在其主觀上也是有意或無意地遵從了西方人對“落后中國”的想象,因而他總是不自覺地運用“別人說”或“被稱為”的語詞。這時,在他關于中國農村的知識生產中,更多是以西方社會和西方人作為理想的參照物的。在他著名的《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中,更是將中西方直接加以對比來強調中國農村的落后:“試看歐美教育普及的國家,人人有讀書看報之能力,兩相比較,其智愚的相差,不啻天淵……我同胞弄到三萬萬以上的文盲……實為中世紀專制國家老愚民!笨梢,在他看來,中國農村以及中國人在“智識”上的“愚昧”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之后,只要有機會,他便利用來宣揚這一主張,以期能引起更多的“有識之士”接受其觀點。

  為了讓人們更加相信自己的“愚民”觀,晏陽初也強調其對中國農村弊端的判斷是具有科學依據的!捌浇炭倳钡纳嫴恐魅务T銳曾說,若要真正了解中國農村,最首要的就“在于用科學方法,取我國鄉村生活,加以翔實精密之調查與研究,俾全部鄉村生活情況,得以整理”。正是通過進一步的定縣研究,晏陽初他們發現中國農村的弊端就是“愚”“窮”“弱”“私”(即“散”)。這就以更為科學的方式再度驗證了定縣調查前晏陽初對中國社會所做出的判斷。因晏陽初對中國農村弊端做出的判斷在方法上較他人更為科學,所以其說法影響極為廣泛。

  關于傳統中國的落后和農民的愚昧,當時的知識界有很多分析,但相對而言,晏陽初建構起的知識觀的影響力卻是最為廣泛和深刻的。費孝通《鄉土中國》中針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分析基本也是對晏陽初觀點的回應。費孝通在其《文字下鄉》中提到:“鄉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們當然記得不少提倡鄉村工作的朋友,把愚和病貧聯接起來去作為中國鄉村的征候!薄拔乙婷鞯氖青l土社會中的文盲,并非出于鄉下人的‘愚’,而是由于鄉土社會的本質!睆倪@些回應中我們可以看到費孝通不同于晏陽初的知識生產路徑。

  三、費孝通對“鄉土中國”的知識生產

  同樣受西方文化教育并尊重現代科學原則的費孝通,雖然也像晏陽初一樣注重實地調查,但卻沒有生產出與晏陽初相似的有關“國民”性的知識,他既未對西方文明的長處和優勢作出歸納,以便為我們提供發展的方向和目標,也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與落后加以總結,以便喚醒人民的覺醒。自從中國知識界開眼看世界之后,便逐漸默認了一種認知方式,即拿現代西方國家的成功案例做對比,來審視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省思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并按照對西方文明的想象在中國掀起了鄉村建設運動。其結果“我們只看見要知識分子下鄉去的宣傳,要改革這樣要改革那樣的呼聲,但是我們絕沒有機會聽見一個調查農民態度的忠實報告”。判定一項社會運動是否合理或有效,最主要的是看基層民眾的認知、反應和接受程度。只有通過本土農民對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的認識和態度,“我們才能預測這種鄉村運動的前途”。如果鄒平、定縣的鄉村工作者“對民眾反應和接受程度的關注和了解不夠,離開了社會研究和社會知識的支撐,包括鄉村建設在內的很多的社會運動和社會實驗不過是一種‘硬手硬腳的嘗試’,雖則打著‘建設’的旗號,其效果卻往往適得其反”。因而,費孝通所看重的并不是空泛的關于中國農民德性的社會知識,而更注重中國農民的生活邏輯及農民生活遭遇的真正問題。

  (一)對“鄉土社會”知識的生產

  費孝通之所以沒有像晏陽初等人針對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特性做一個總體性的歸納,是因為他從未將自己放在一個“啟蒙者”的位置,并未設想依據自己建構的思想或理論去說服他人,開啟民智。其實,他對中國知識界“問題式”的研究方法是有異議的,不管是否真有問題,只要專家按照他的邏輯分門別類地研究就出現了“人口問題”或“家庭問題”等。同時,他對于中國知識界已經習慣了的運用外來理論套用中國社會的傾向也非常排斥。他曾說:“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因為外來書籍文字的輸入,以為靠了些國外學者在實地所得的知識,所以用來推想中國的情形。他們其實假定著文化到處都是相同的原則,而這些原則本身,在我們看來,就是需要加以事實證明的。而且這假定根本就抹煞了加以詳細研究的必要!彼,他“不敢隨意接受不是從本土事實中歸納出來的結論”,至于傳統的“鄉土中國”的事實到底如何,那還須“先得在實地詳細看一下”。

  1936年,通過花藍瑤社會的實地考察,費孝通認識到,“鄉土中國”的“文化組織中各部分間具有微妙的搭配,在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沒有自身的價值,只有在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任何針對“鄉土中國”的批判甚或改造,都“不能不先清理這個網絡,認識它們所有相對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處”。而晏陽初、梁漱溟等所推進的鄉建運動,“老實說,是在拆搭配。舊有的搭配因處境的變遷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搭得攏才對。拆時自然該看一看所拆的件頭在整個機構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得上”。這是費孝通比較明確地提出“鄉土中國”具有的系統性特征。

  而《江村經濟》一書是費孝通對這一系統比較全面的分析。在這本書中,他試圖“在鄉村生活、農村經濟、農村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找到“農村文化的基礎”。通過對江村實地考察,他給我們介紹了傳統中國鄉村社會基本的生產、生活方式,展示了家庭婚姻、社區組織、生產分工、消費交易以及土地分配等各系統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考察了這一鄉村社會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并關注當時現代西方文化對這一鄉村社會經濟系統的影響。從其細致入微的實地調查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鄉村社會生活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那種“微妙的搭配”,也可以了解構成這一系統的每一“件頭”所具有的功能。

  費孝通對“鄉土中國”知識另一次生產活動反映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本書對于“鄉土中國”的知識生產首先是貢獻了一系列獨具特色的關于“鄉土中國”知識的概念表達,如“差序格局”“無為政治”“長老統治”“橫暴權力”“社會圈子”“禮治秩序”等。這些概念也反映了鄉土中國社會運行的基本邏輯。另外,在這本書中,費孝通對晏陽初所建構的“國民”性知識提出了質疑,他每每以“鄉村工作的朋友認為如何,實則情況怎樣”的句式下筆,尤其是對農民愚貧弱私的觀點更是予以直截了當的批評。費孝通認為,鄉村工作者們依據自己的想象賦予農民以愚貧弱私的德性,并進而想當然地要通過“文字下鄉”的方式展開鄉村教育,以圖“啟蒙”民眾成“新民”。費孝通指出,正是沒有抓住“鄉土中國”問題的根結所在,沒有掌握農民的真正需求,所以其鄉村教育也難以符合農民的胃口。此外,在費孝通眾多文章中時常提到的“知足常樂”“安土重遷”“小農經營”“合作互助”等概念,都是關于“鄉土中國”社會生活邏輯的描述。

  其實,費孝通對鄉建運動中那些“鄉村工作者”改造社會的情懷與努力是贊成的,他反對的是那種沒有認清真正的社會弊端之前就盲目進行改造建設的做法。他認為,要解決中國社會如何建設與發展的問題,首先就要弄清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問題。這也是他關于“鄉土中國”知識生產的一個重要內容。通過在江村的實地調查,他認識到:中國農村的真正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根據他的分析,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并不是一種純粹的農業經濟,而是一種“鄉土工業在勞力利用上和農業互相配合了來維持農工混合的經濟”。正是這種傳統手工業“在傳統經濟中富于自給性的農村是個自足的單位”,有了這些手工業才能讓農民有點“活錢”來繳納租稅以及零星消費。然而,隨著西方現代工商業的沖擊,“農村手工業崩潰中打破了,農村金融的竭蹶跟著就到了”,農民便“站在饑餓邊緣上”了。

  費孝通這些關于“鄉土中國”的知識生產并非來自西方對中國的“想象”,也非出于“啟蒙”而對中國社會傳統深刻的反思與批判,而是源于扎實的“實地研究”上。

 。ǘ⿲Α班l土工業”知識的生產

  在費孝通看來,當今中國在面對“已經成熟的西洋侵略性的工業經濟”時,若“要確立我們民族工業的陣地,在策略上大概不能避免走上復興鄉土性工業的路子”。當時中國知識界主張走西方工業化道路的大有人在,并且大多數是主張要仿效西方先進國家,在都市中建設現代化的大工業或重工業,通過發展工業來帶動鄉村。那么,費孝通又是如何闡述他的“鄉土工業”的呢?

  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的復興與發展按照什么路徑走,是需要明確一個根本綱領的。這個綱領就是要首先解決農民的饑餓問題,“保證每個人能得到不饑不寒的水準”。在他的思考里,任何現代工業建設的出發點并不僅僅是“為了工業著想”,而是要“為了這三萬萬幾千萬的農民著想”。之所以在選擇走哪條工業發展道路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發展“鄉土工業”的道路,正是希望重建被西洋工業打擊的鄉土工業繼續作為中國鄉村的重要組成,阻止中國鄉村逐漸單純農業化(去工業化)的進程,延續“農工混合”的經濟方式,以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費孝通對現代鄉土工業與傳統手工業作了明確區分。他認為:“鄉土工業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機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廠性的。重要的是在這種工業并不隔離于鄉村,在原料、勞工、資本等各方面以鄉村的來源為主!眰鹘y手工業向鄉土性的現代工業轉變最主要的是將現代機器、動力引入鄉土工業。即便轉化了的鄉土工業未能完全變質,未能徹底成為現代工業,但也不再是傳統手工業了。正是為了避免與傳統手工業產生混淆,費孝通才特意采用了“鄉土工業”的概念。在他看來,傳統手工業是否能徹底轉變成現代工業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可以復活的鄉土工業能夠“增加鄉民的收入,增加一點是一點,愈多愈好,愈快愈好”,如果能夠達到這一目的,“有多少可用的機器就用多少,有多少可以引入的現代知識就引進多少”。只要能使鄉土性的現代工業在中國農村發展復興起來。

  他所說“鄉土工業”的基本特征大致是:“(一)一個農家可以不必放棄他們的農業而參加工業,(二)所以地點是分散在鄉村里或鄉村附近,(三)這種工業的所有權是屬于參加這工業的農民的,所以應當是合作性質的,(四)這種工業的原料主要是由農民自己可以供給的,(五)最主要的是這工業所得到的收益是能最廣地分配給農民!被谶@種認識,他所提倡的發展“鄉土工業”并不是主張“一切工業都分散到鄉村中去”,也不強調非是手工業生產,其他適合在鄉村生產的工業都可以,這種工廠并不全屬于家庭工業,有些也可以設置在鄉村其他地區或附近。對于這種傳統手工業是否能轉化為鄉土性的現代工業,他認為,隨著新動力(尤其是電力)的出現,以及卡車、公路、電話、航郵等新技術的進步,“分散工業不成為幻想了”,關鍵是工業區位組織是否合理。

  費孝通之所以反對中國現代化走單一化的大工業道路,主要是擔心新動力、新技術所帶來的經濟機會被某些“豪門”獨占,而不能惠及更廣大的農民,因此他認為我們“不應該走上西洋資本主義的路上去發展我們新工業”,而是極力主張多元化地發展工業。既要發展高度機械化的大工業,也要引導和扶植鄉土性的現代工業的發展。單純要求發展高度機械化的大工業來帶動中國鄉村,其實是不完全切合實際的。所以,費孝通更強調“要鄉土在自力更新的原則中重建起來”,那“鄉土工業”無疑是一種最有效的選擇。從實質上說,這種“鄉土工業不過是一種中國工業化的過渡步驟”,其對中國高度工業化的發展并不會有所阻礙。

  費孝通這些對于“鄉土工業”的知識生產“并不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是來自對費達生在江蘇農村20多年鄉村建設實踐的總結。正是由于這項實踐取得了一些“成績”并為農民所接受,農民也自愿加入合作組織。農民的回應和選擇是費孝通肯定“鄉土工業”發展并進而建構“鄉土工業”知識的堅實基礎。

  四、知識生產的實踐邏輯

  綜上所述,晏陽初的知識生產是基于其鄉村教育的實踐,費孝通的知識生產則源于其實地觀察和其對費達生鄉村建設實踐的總結。二者著眼點不同,看到的問題不同,提出的應對亦不同。這種不同皆出于二者基于自身文化基礎之上的研究視角和實踐邏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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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陽初提出了“創應”(creative adaption)即“創造性適應”的概念,其含義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創造性適應”平民的需求和生活方式,在適應中改變他們;另一方面是由此促進平民“創造性適應”現代生活。如果將晏陽初的“國民”性知識置于當時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它深受西方社會思潮的影響。同樣受西方思潮的影響,梁啟超階段的中國知識群體多采取“全面學習西方”的態度,而對中國的“國民”性卻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他們沉浸于單純的反思和批判之中,而對如何改變往往采取人文主義的或想當然的方式,按照梁啟超的原則是“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勵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輔其所無而新之”。但對于如何“淬勵”與“采輔”,卻并不明晰,能想到的還是其所擅長的教化方式,運用“新史學”開啟民智。

  而晏陽初則相對比較冷靜,至少在接受西方的思潮和觀念之外,在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上,他也希望自己盡可能地采用西方科學化原則或方式。在分析中國的“國民”性時,雖然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教義觀念的影響,但他始終強調西方先進的科學原則與理性的態度。與同時代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樣,晏陽初也“帶著西方的習慣、實踐以及看待生活的方式回國,以至于發現自己的出生地比西方更加異己、生活方式更加陌生”,不免產生比較強烈的異化感。當他對中國農民做出“愚、窮、弱、私”的“問題”診斷時,更容易采取一種“他者化”(othering)的研究視角回首檢視中國社會生活的方式,運用西方(“他者”)的標準來框定中國社會,從而慨嘆兩者“天淵”般的差距。這種與本土生活之間的異化感時常在其鄉村教育的文章中出現,相較于近乎完美的“他者”(“新民”),中國農民更是可悲可憐的“愚民”。用他晚年的話說,西方的社會文化確實“令我欽佩感動”,而反觀中國的社會文化,“我又覺得慚愧”。帶著這種異化感,讓他無形中便增強了削足適履的內在沖動,也更易產生對中國本土“國民”性的想象,進而放大了對中西“國民”性差異的敏感性。雖然如此,但在定縣實驗的“加持”下,很容易被具有“知行合一”理念的中國人所接受。

  對西方文化的推崇,也使得他在思考如何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時,盡量避免梁啟超等人的人文主義方式,而是運用客觀理性的西方科學工具,更注重具有實效性的方法。在杜威的教育思想備受推崇的時代,其實用主義、平民主義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杜威認為教育應以社會生活為內容,教育是以培養發達的個性人格為目標的。因而,針對平民的教育實踐也自然而然便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啟蒙”工具。相對于西方教育家“教育是為適應生活”(Education for life)的主張,晏陽初更強調教育“改造生活”(Education is re-build life)的意義。他希望通過鄉村教育改變“臟的、窮的、臭的、散漫的”中國農民,改造“不科學”“不合作不衛生”的中國社會。所以,在他指導下的“平教總會”進行定縣實驗時,強調“一切以社會調查作指南針,故凡事都有根據”,對于收集到的“土產土法”,應用現代農業科學加以改進,并注意這樣改進是農民心理上、經濟能力上可以接受并擔負的”。他們自己也認為,這種以西方科學為準則,努力融合中西的做法,“比較梁啟超《新民說》更有具體內容與方法”,對于“什么”是應革應興的,和“怎樣”去興革,都是根據對鄉民生活的實際調查和具體實驗作出判斷的,而“不是閉門造車或紙面文章的想象”。由此可見,“他者化”的科學視角是晏陽初“國民”性知識生產的實踐邏輯。

 。ǘ┵M孝通的“主體”視角

  對于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鄉村民眾來說,也處于“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的境地,因而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多將這群中國民眾看成是沒有能力表達自己、甚至是沒有智力表達自己的人,所以需要知識分子“挺身而出”,一方面運用更為“先進”的思想理論加以啟蒙和引導,促使他們覺悟起來,另一方面作為普羅大眾的代言人、從民本主義出發大聲地代民眾發聲。在這一過程中,那些作為社會主體的民眾始終被表述為“他者”,也一直沒有真正出場。費孝通與同時代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他不是普羅大眾的代言人,并不是站在西方文明社會的角度理所當然地提出普通大眾的現代需要,而是“到實地去”尋訪和發現他們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早在1936年赴英留學前,費孝通受吳文藻、派克、史囯祿的影響,逐漸接受了人類學功能學派的基本觀念,注重文化系統的平衡,認為要理解社會的變化,就要把觀察的重點放在構成社會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平衡上。正是通過踐行功能主義的社區研究方法,費孝通在江南和西南村莊的考察中,敏銳地發現,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并不是一種純粹的農業經濟,而是一種“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中國鄉村一直有著相當發達的手工業,正是手工業作為農業經濟最重要的組成,中國傳統的農村經濟才能持久、平衡地維持著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態。當西洋工業摧毀傳統鄉村工業之后,中國鄉村原有經濟系統的平衡被徹底打破,對于土地緊張的中國農民而言,面臨著的最大危機和問題就是饑餓。此時,那些被知識分子們認為沒有立場、不會發聲的農民,便以行動作出了選擇。他們所能做的,就是重新恢復失衡的經濟系統,努力調整傳統的手工業使其轉變成現代工業。費達生等知識分子的技術指導,地方精英的有力倡導,農民的積極參加合作社的態度,幾方面的共同努力使得農民看到了現代工業在鄉村重新復興的希望。這一鄉村工業的改造轉化過程,也是一個失衡的社會經濟系統重組的過程。

  費孝通正是親眼看到了農民們的選擇,了解到農民面對西方工業沖擊所做出的回應,看到這種回應給農民生活帶來的希望,同時,他也認為,這種選擇一方面可以減輕鄉村建設所產生的巨大負擔,另一方面也可以減緩高度機械化大工業發展所造成的農村衰落。

  同樣接受西方教育,認同西方的科學理念,為什么費孝通會采用完全不同于晏陽初的視角,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根結也有著完全不同的認識呢?費孝通后來把他研究的原則總結為“從實求知”。他認為,馬林諾夫斯基的“教育”影響了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任何一種客觀的事實,一定存在于整體之中,而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把事實置放在一個有機的整體內,把它置于那些解釋生活現實的系統中去”。而這些客觀事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作為一個大的文化系統的要素彼此關聯的,并分別承擔著一定的功能。中國鄉村社會的失衡,就是構成中國鄉村社會的某一組成部分出現了問題,喪失了其原來所承擔的功能。所以,要想找到中國鄉村社會真正的問題根結,就必須深入實地去考察探究,即“從實際生活出發去理解實際生活”,具體而言,就是采用系統化的實地調查方法去獲取最為“真實”的一手資料,并將這些資料加工成民族志文本,然后再從這一文本中反映出所思考的問題和規律。這就是一個“求實”的過程。

  正是遵循這種“從實求知”的原則,費孝通沒有站在“啟蒙者”的立場去極力說服民眾,也沒有將自己當成普羅大眾的代言人。他只是在實地調查中,看到了農民通過實踐作出了選擇,已經用行動作出了具體的榜樣。同時,他個人也通過學術實踐潛移默化地從思想感情上逐漸浸染進去,并以農民的視角,為大眾立言。更重要的是,費孝通的“從實求知”原則是在不斷地把握變動的“實際”中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在全球化深化的背景下提升“文化自覺”。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發現和解決中國社會的真問題,而“真問題的發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獲取,又需要根據‘實’的動態發展與多層次特質而不斷調整和修正”。

  費孝通對文化主體性的注重表現在多個方面。一方面,他特別注重中國鄉土社會變遷中農民的“主動精神”,他將都市和鄉村間的流動人口比作“鄉村社會變遷的種子”,看到了“種子”的生命活力和生發作用;費孝通在談到民族自立的主動性時指出“首先還是要培育內在活力”,都從不同側面反映出費孝通在知識生產中把實踐參與者作為社會變革真正“主體”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他已經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深層次上與現代化的不適應性,因而強調中國的文明和文化要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通過主動學習而非被動甩開從而贏得主動性,尤其在浦東開發開放的過程中遭遇了新舊體制之間的嫁接問題時,他指出“新體制要實際地考慮以什么方式解決毛將焉附的問題”,如何喚起農民的主動精神,渴望“土”能化“洋”,把“舊皮”加到“新皮”上再生產出一種新皮來,這體現了一種期待著傳統文化在中西相遇時能夠從“創造性適應”走向“創造性轉化”的努力。

  五、一點啟示

  晏陽初與費孝通的知識生產實踐雖然走了不盡相同的途徑,但其知識生產的“實踐性”確也引發了之后中國社會學學術風氣的“實踐性轉向”,從此之后“到實地去”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學的基本要求。晏陽初與費孝通所建構的理論知識,在“真理性宣稱”之外又進行了“科學性”的加持,即需要通過相應的社會實踐予以驗證。雖然二者對社會生活領域的理解存在差異,進而體現在對實踐本質與目的的理解上也產生不同,但二者的共同性就是對“實踐性”認識的高度一致。正如鮑曼所說的,“在傳統之外,在‘地方性’之外,不存在衡量特殊性實踐的標準”,所以“對于各種知識體系的評判,也只能來自各種傳統之‘內部’”。因而無論西方文化基礎上的知識還是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只有通過“使其生效的實踐”加以檢驗,這知識體系“才是有意義的”。雖然二者的實踐路徑各異,但對認識中國社會現實應是互可參閱、碧璽映照的。在這個意義上,“實踐性”應當成為今后中國社會學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原則。

  從知識生產的視角,我們發現:晏陽初是站在知識立法者與闡釋者雙重角色的角度實踐其知識生產的,而費孝通則是站在單一的闡釋者角度實踐其知識生產的!傲⒎ㄕ呓巧蓪嗤栽捳Z的建構活動構成……他們的知識,與社會秩序的維護和完善有著直接的和決定性的關系……闡釋性角色由形成解釋性話語的活動構成,這些解釋性話語由某種共同性傳統為基礎,它的目的就是讓形成于此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話語,能夠被形成于彼一共同體傳統之中的知識系統所理解。這一策略并非是為了選擇最佳社會秩序,而是為了促成自主性的(獨立自主的)共同參與者之間的交往!标剃柍踔詫⒅袊r民“他者化”,并將農民建構出“新民”之外的貧民他者,一方面他作為西方文化知識的闡釋者,另一方面他又扮演著中國社會新知識的立法者。而費孝通之所以“欲化農民必先農民化”,其知識生產正是扮演著中國農民生活現實的闡釋者。他沒有“先知”的覺悟和意識,而更看重農民通過生活智慧闖出的道路,他的知識生產只是對農民智慧的再闡釋。如今,在中國社會學知識體系建設中,知識分子的角色扮演問題將是值得思考的。這“意味著知識分子更多地從理論的建構走向生產的實踐,從而為社會的建構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量”。由此,晏陽初和費孝通的知識生產走向各自不同的實踐范式。

  其中,晏陽初的知識生產實踐更注重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強調知識分子在這一現代知識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地位。他先以“闡釋者”的身份描述了現代社會成員“新民”的形象,同時也指出了“貧民”適應現代社會的標準,接著又以“立法者”的身份為“貧民”構建了一條進入現代社會的路徑——即鄉村教育。他認為,只有通過鄉村教育,才能彌補“貧民”認知上的缺陷和能力上的不足,以便達到“‘人’及其生活基礎”的改造和自我改造,從而實現“人”的現代化以適應并符合西方主導的現代社會生活。這算是一種“創造性適應”的知識生產范式。費孝通的知識生產實踐則是依托于農民的自主性的創造,更注重觀察農民是如何應對西方工業沖擊的。雖然他與吳景超一樣,都認為工業化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道路,但對于如何實現中國工業化,他更想觀察農民是如何作出策略性選擇的。而來自社會底層農民的探索性實踐,可能更符合實際,更有生命力,當然也更具有主動精神。費孝通不僅注重像費達生那樣的知識分子在鄉村實踐的經驗,更注重農民本身的實踐考慮。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實踐探索出的“鄉土工業”,不僅是中國工業化的一種過渡步驟,同時也是一種主動性的轉化,是農民自己尋找到的進入現代社會的路徑。這種從具體社會實際的實踐中求得知識的路徑,可以歸納為“從實求知”的知識生產范式。

  晏陽初“創造性適應”的知識生產范式與費孝通“從實求知”的知識生產范式,分別代表著兩類不同學術取向的知識群體:一是更側重外在的客觀標準,一是更注重內在的主體能動。如今中國社會學界仍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學術取向。不同的文化基礎和學術背景深刻影響著人們認識社會和解釋世界的不同方法,然而,任何一種認知或解釋都豐富了我們對社會與世界的理解。馬克思曾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彪m然晏陽初與費孝通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的方法有所不同,但其知識生產實踐的最終目標卻是一致的,即“改變世界”,改變積貧積弱的中國社會。

  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又處在一個轉型變革的關鍵時期,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也同樣迫切需要中國知識分子及社會學界,面對改革開放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做出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解釋。這就需要中國社會學界以革新的勇氣,開創理論與現實相結合、符合時代要求的社會學知識體系。晏陽初與費孝通知識生產的范式作為中國社會學的傳統一直影響至今,因此,在建構中國社會學新的知識體系之際,回顧和反思晏陽初、費孝通的學術遺產,是十分必要和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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