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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被忽略的第一次啟蒙
作者:秦暉      時間:2020-07-09   來源:“秦川雁塔”微信公眾號
 

李鴻章出使歐洲

  晚清中國人為何要學習西方?

  一種流行的說法是:初期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強打敗了我們,我們覺得“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證明落后,于是去學習打敗我們的人。實際上,這個說法既不能解釋歷史也不能解釋當時。不能解釋歷史,是因為歷史上中原漢族國家被“夷狄”打敗,乃至被徹底亡國也不只一次,何以那時漢族不認為挨打就是落后,而拋棄傳統去“胡化”,反而常常是打勝仗的夷狄走向“漢化”?晚清所謂被打敗,其實主要是丟失一些藩屬和邊地,比起西晉、北宋的懷愍徽欽之禍、南宋、南明之覆巢毀卵、軍事上徹底敗亡皆不可同日而語,晉人、宋人、明人沒有因此拋棄道統而學習夷狄,何以晚清“那么點”失敗人們就會因此自認落后,要去學習對方?

福州船政局的小學員們日后多為北洋水師將領

  再說不能解釋當時。有人曾說中國人放棄學習西方,是因為“先生侵略學生”。如果說過去學習西方是因為“落后就要挨打”,那不就是學習打了我們,亦即欺負了我們的人嗎?如果那時我們知道“師夷之長”與“制夷”并不矛盾,沒有因為“先生欺負學生”而拒絕學習,后來何以就相反?何況,晚清西方欺負中國,是幾度打上門來,兵戎相見,中國戰敗求和,割地賠款,雖然不比宋、明之亡國,但與巴黎和會上西方列強只是沒有主持公道助我拒日相比,晚清那種欺負還是嚴重多了。更何況巴黎和會的錯誤不久還得到了彌補。晚清那種程度的欺負都沒有妨礙我們學習,怎么巴黎和會就會妨礙?其實,說巴黎和會讓中國人對西方失望并不假。但這種說法本身卻會帶出另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人在和會前會對西方充滿希望?鴉片戰爭讓國人對“英夷”失望了嗎?火燒圓明園讓國人對“英法二夷”失望了嗎?沒有,因為那時一般國人對“夷狄”本無好感,談不上希望,自然也無所謂失望。要說失望也只是對自己沒能戰勝夷狄而失望。但是到巴黎和會前就不同了,那時國人曾相信協約國列強的勝利意味著“公理勝過強權”,“民-煮打敗磚-治”。換言之,國人覺得西方列強不僅有實力,而且有真理;不僅強大,而且代表正義。后來發現未必如此,所以才會失望。

巴黎和會

  指望列強在國際關系中講正義,確實難免會失望。但是,之所以會有這種指望,卻是因為那時國人首先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了他們內政方面的“仁義”,至少比“我大清”來得“仁義”。而這種看法已有很長歷史,如果以徐繼畬在鴉片戰爭后僅3年的作品為標志,那就比許多國人重視他們的“船堅炮利”還要早。而且,當初國人中的先覺者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看法并不是因為他們改信了基督教或接受了“西方價值觀”,恰恰相反,他們那時就是從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具體說就是從“孔孟之道”出發,對比了中西現實后,發出了中國早已禮崩樂壞,而“三代圣賢之世”卻見于西土的感嘆。由此可見學習西方的動力在中國內部。一個奇怪的情況是:人們都知道西方的思想啟蒙是在政治革命之前,無論法國的啟蒙運動與后來的大革命,還是英國的清教運動與后來的“光榮革命”,都是思想變化在先,然后革命才有了精神動力。但是論及中國近代,被當成“中國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卻是在辛亥的政治革命之后才發生,這是怎么回事?

  其實我們應當承認,中國的思想啟蒙早在辛亥前幾十年就已經出現,并且不斷發展,否則根本不會有辛亥革命。只是相對于中國過去的“儒表法里”而言,中國那時的啟蒙主要是沖著“法里”,而不是沖著“儒表”的,甚至“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緒后,還成了呼應“西學”的啟蒙動力。只是后人由于種種陰差陽錯把“啟蒙”與“反儒”畫了等號,才忽視了這“第一次啟蒙”的存在。其實正是由于這第一次啟蒙的推動,中國才有了沖著“秦制”、而不是沖著“孔教”來的辛亥革命。而革命后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已經是第二次啟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啟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卻也是對上一次啟蒙方向的偏移,由于種種原因后來還偏移得越來越厲害。事情要從源頭講起。在晚清之變前兩千多年,中國曾經歷了另一次深刻變化,即“周秦之變”,以血緣親情為基礎的、小共同體本位的、溫情脈脈的“周制”被依靠暴力與強權統治陌生人社會的“秦制”所取代。希望挽救周制的儒家和全力推行秦制的法家成為那個大轉型時代“百家爭鳴”中最主要的對手。儒家崇周仇秦,懷念“三代”,認定今不如昔;法家則不擇手段無條件維護磚-治,“以古非今者族”,終于建立了“焚書坑儒”的帝國。盡管“暴秦”的極端殘酷導致其短命并使法家聲名狼藉,但儒家“三代盛世”溫情脈脈的烏托邦也無法恢復,最終在從秦皇到漢武的多次反復后,“漢承秦制”的制度基礎上嫁接了經過“法家化”改造的、識時務的儒家(筆者謂之“法儒”),這就是所謂的儒表法里或“儒的吏化”。盡管漢武帝以后法家的制度與儒家的話語似乎都被定于一尊不容置疑,所謂的“儒法斗爭持續兩千年”之說在多數時段也只是“秦制”極端維護者的神經過敏,然而秦制的積弊畢竟無法消弭不滿,“儒表法里”體制的表里沖突明顯存在,古儒崇周仇秦傳統的不絕如縷,也非“法儒”所能完全切斷。在秦制下真正的儒者——而不是拿儒術做敲門磚的官僚歷來是不滿現實的。

  從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朱熹的“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到明清之際黃宗羲“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驚世之言,這種“反法之儒”雖未必像如今一些拔高之論所說有什么“古典的陷-正民-煮思想”,但“從道不從君”的古儒之風、以“民本”反極權、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嚴和人格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確實給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國提供了思想動力,并為接軌“西學”提供了本土資源。

蒲安臣使團版畫

  過去他們的理想不是遠溯三代,就是編出個子虛烏有的桃花源,或者縮小到某個“義門”之家,在大尺度上找不到一個現實的支點。然而到了晚清,盡管西人打開國門用的是堅船利炮,但當中國那些儒者透過這個窗口開眼去看西方社會時,最令他們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堅炮利,而是他們西方比秦制下的“我大清”更仁義!如王韜所言西洋“以禮義為教”,“以仁信為基”,“以教化德澤為本”。當然,這“仁義”不包括國際關系,列強對大清搞的強權政治,不用說是國人必須反抗的。但是他們對自己的公民,就比大清對草民仁慈;他們的社會關系,就比大清道德;他們的法治,就是比大清講理;他們的吏治,就是比大清清明……。甚至連“忠君孝親”,在不少去過英國的使臣眼里他們也比大清強:大清草民只是對皇權“畏其威”,而人家對一個不能賞諛、不能罰逆的國王還如此由衷愛戴,“非畏其威,乃懷其德”,那才真是忠君!這是很多以儒家眼光觀察西方的人那時都有的感慨。比較之下這些初觀西洋的人發現,我們這個國家固然曾有偉大的文明,但已經“禮崩樂壞”了兩千年。誠如郭嵩燾所言:“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痹谒麄兛磥,沒有“秦制”的西方至少就其內政而言,似乎就是“三代”的再現、“仁義”的樣板,用徐繼畬的話說:“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遺意焉!倍Ω3蓜t說:“唐虞以前,皆民-煮也!シ蛴械抡,民皆可戴之為君,則為諸侯矣。西方搞的其實就是我們三代“有德者天下共舉之”的“公天下”,可是我們自秦以下卻墮落成“家天下”,甚至“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蠻者”——用譚嗣同的話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敝袊呀洷弧按蟊I”和“鄉愿”統治了兩千年!什么叫“鄉愿”?讀過《孟子》就知道,那是古儒最討厭的一種人,就是墻頭草,隨風倒,趨炎附勢,誰掌權就跟誰,即今所謂“御用文人”是也!班l愿”的對立面就是古儒所謂的“鄉紳”,今人或把鄉紳解釋為“地主”。但古時所謂“紳”指的是儒者特有的一種服裝,“鄉”意指“鄉舉里選”的小共同體代表,據說“鄉紳”的職責就是維護公理,獨立于權勢,“從道不從君”。在晚清這些“反法之儒”看來,秦制下這樣的“鄉紳”已經絕跡,秦以后就只有“鄉愿”了;到了清朝,更是“群四萬萬之鄉愿以為國,(儒)教安得不亡?”

  那么“鄉紳”哪里去了?在西方。西方的議會、特別是完全民選的議會下院,晚清時最早就被譯作“鄉紳房”!熬坂l紳于公會”的民-煮制度“歐羅巴諸國皆從同”。據說那里的國政就靠這批不聽皇上、只認公理的議員(“議紳”),成天忙于替天行道、為民請命呢。無怪乎他們的國家治理得那么好,社會充滿了“仁義”,以至于郭嵩燾“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而薛福成、陳蘭彬、黎庶昌等凡是出過洋的均有同感,“皆謂其說不誣”。

  更早的徐繼畬說那里“治國崇讓善俗”。洪仁玕說那里“禮義富足”、“誠實寬廣,有古人遺風焉!庇腥さ氖枪誀c等都是清朝官員,洪仁玕則是反清的“粵匪”,但他們對西方的看法卻差不多!

郭嵩燾與《使西紀程》

  那時朝堂上這種說法是犯大忌的,郭嵩燾、徐繼畬都為此受了處分,有人更專以打小報告整他們為晉身之道。但有趣的是,這些所謂的極端守舊派只要出過洋的如劉錫鴻、陳蘭彬者流,朝堂上抨擊別人稱道夷狄的異端邪說,私下里“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卻比郭嵩燾等還高調,人格的分裂可見一斑。這一切都是鴉片戰爭后、戊戌變法前即新文化運動之前幾十年的事。郭嵩燾這些人當然不懂什么“新文化”,他們其實還是傳統儒者,西方更未必真與“三代”相似,但是一經與西方比較,古儒心底潛藏的對“秦制”的不滿就冒了出來。而崇信人性惡的法家拜服的是鐵腕賞罰、順昌逆亡的皇權,對皇上本人談不上真正的忠誠,無權的“虛君”難免墻倒眾人推。這就是中國沒有搞成君-煮立-陷、卻在“公天下”推倒“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文化原因。這時并沒有什么“西學”與儒家的沖突,相反,人們看到的是“反法之儒”開創“學西”之風,在民-煮共和、天下為公的旗號下實現西儒合力推倒法家秦制的圖景。這些先進者把古儒“官不與民爭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與西學中民權優先、國權服務于民權的民-煮觀念結合起來,明確提出改革的目的是為老百姓的幸福和權益,“富國強兵”只是順帶的目標。他們甚至明言:不能善待百姓、提高百姓地位的“強國”很可怕,這顯然也與歷史上法家的“強秦”、“暴秦”圖景與他們眼中的“洋三代”的對比有關。如郭嵩燾就說:“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倍T嗣同甚至認為,磚-治的國家強大了反而是禍害,還不如不強大:“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

  極而言之,他甚至說西方軍隊打敗中國也具有防止“君主之禍”的積極意義。這種說法或許過于極端,但寧死也不隨師友康、梁出國避難而慷慨為變法捐軀的壯士譚復生當然不是不愛國,也不是不希望中國強大,他只是把百姓的福祉、民眾的權利看得更重,主張“先民-煮,后強國”。這應該算是“人權高于主權”在本土思想中最早、最極端的表述了,即使放到現在,這種觀點都算得上驚世駭俗。有趣的是,譚嗣同這種思想顯然受西學東漸的影響,但看看《仁學》的前后文就知道他并未稱引西哲,這番言論完全是從孔孟的說法中推出的。而這與“救亡壓倒啟蒙”、“挨打證明落后”顯然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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